“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也蕴含着中国发展和外交的智慧，这一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一个包括了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使用的语言近2500种，占人类语言总数的1/3以上，仅官方语言就有50多种，境内语言在100种以上的国家就有8个。语言资源丰富、门类繁杂、语际差异巨大、使用群体众多，各国的语言生活也是千差万别。因此，语言生活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命题。
多语生活：语言生活治理的共同价值
“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是跨国语言生活治理，不同于国家内部的语言生活治理。各个国家语言生活的平衡和博弈是“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所要重点考量的关键因素。在这一共识和前提下，“一带一路”的语言生活治理要坚持“语言理性”，凝聚所有沿线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共识，形成以“多语和谐共存”为主导话语的语言生活治理理念，使各国各种语言互鉴共生，共同构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语生活。
同时，“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在尊重各国语言历史地位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经贸文化往来中的“语言互通”问题。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方，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倡议者和最大投资方，中国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生活治理中有所作为，努力将汉语定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工作语言之一，特别是在经贸合作与交流中，以汉语为工作语言可以提升各国经贸合作的工作效率。
语言生态调研：语言生活治理的基础
“一带一路”语言生活的治理必须基于对相关国家语言历史、语言分布、语言地位、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语言规划、语言接触等的细致调研和深刻认知。“一带一路”地区的语言生态错综复杂，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变体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等语言形态交互并存，官方语言数量也不尽相同，除大多数国家规定使用一种官方语言，还有12个国家使用2种官方语言，新加坡甚至同时使用英语、马来语、华语及泰米尔语4种官方语言。
同时，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异很大，分属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高加索及达罗毗荼等主要语系。加之各语言使用群体的习俗与文化大不相同，各语言的生态状况也千差万别，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明确这些语言在语言图景中的地位，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为“一带一路”多语语言生活治理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持，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多边轮值协同共治：语言生活治理的机制
语言不仅是文化和思想的寓所，也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是通过工作语言的中介作用，拓展各民族的语言图景，丰富各民族的文化财富，用语言这一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与文化间的交流与融通。
在沿线各国多边共治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国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历史渊源和使用状况，厘清语言谱系和语言联系，根据“区位相邻、语种相近、国家主体、多边共治”的原则，构建“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的轮值协同治理机制。我国在“一带一路”语言多边共治中应该担负起工作语言国家应有的责任，在共治机制的倡议、协调、设计、实施、评价等方面有所作为，为“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生活治理提出有充分建设性和足够可操作性的方案。
多语语言治理规划：语言生活治理的路径策略
在“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中，多语语言治理规划是首要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路径选择。多语语言规划应该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现有的语言传统，基于对“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生态的充分调研，本着“立足多语、尊重差异，保护濒危、建构秩序”的规划原则，邀约“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参与，积极互动，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规划合约。
多语语言治理规划应梳理各语言的历史渊源、地理分布，了解该语言承载的宗教习俗、文化图式、文明形态等因素对语言生活和语言生态的影响，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各语言的生态现状进行描述，对其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官方语言为基本脉络、兼顾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分门别类建构多样化的语言分工协作共同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中的语言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语言人才的培养。我国目前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通用语种人才，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极度缺乏的困境急需解决。针对短时期难以培养出针对“一带一路”国家所有语言的专门外语人才的现状，建议首先利用我国各外国语大学、各高校外国语学院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合理规划、科学设计，培养精通与现有语种语言距离相近语种的外语复合型应用人才。其次，应积极做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做好“一带一路”各语种专业的布点和建设工作，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外语研究性和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为适应这一趋势，教育部拟于2020年将非通用语语种专业增加至99个，“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模式将持续优化。
“一带一路”语言生活治理的另一路径是整合和优化“一带一路”各领域各行业的语言服务。首先应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各语种翻译人才的整合机制，分语种建立外交翻译人才资源、高校翻译人才资源和社会翻译人才资源联动互补的翻译人才资源库，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优质翻译语言服务；其次，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现状，合理布局，建立外交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作联动的“一带一路”研究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由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领衔的“一带一路”国别与区域研究智库，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问题；再次，促进高校外语教育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深度融合，逐步培养掌握相关国家各种通用语言，熟悉该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的复合型人才，为“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治理与深度交流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智库保障。
语言文化生态圈：语言生活治理的愿景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设施联通”是基础，“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是途径，“政策沟通”是保障，“民心相通”是目的，“一带一路”最终勾勒的是沿线各国共同构筑的“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和文明秩序。
在这一目标框架下，语言治理的愿景无疑是基于“多语和谐共存”的共同理念，尊重各国的语言传统、文化遗产，保障各语言的独立和平等，保护濒危语言，增进各种语言的相互接触，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各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生态圈中和谐共存，互鉴共生、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