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民心相通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一起构成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是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前提条件。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外人文交流事业蓬勃发展，人文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语言文化交流作为人文交流的基本形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和推进器。语言文化交流具有“五通”作用（通言、通讯、通识、通情、通心）有助于各国及各国民众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尊重不同的文化理念，平等交流，互学互鉴。

　　“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沿线国家的语言景观表现出来。近年来，语言景观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语言景观一般具有两种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语言标牌可以为当地居民或来访者提供诸如位置、方向、店铺的经营业务等最基本的信息，并反映某种语言的使用状况及该地区的语言生态。此外，语言标牌还可以体现出某种语言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地位、经济价值及民族认同等信息。语言标牌上某种语言使用的普遍性、语言呈现的先后顺序、双语或多语的使用等都具有象征意义，反映了公共空间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势关系、意识形态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进程。语言景观和人文交流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中外人文交流的成效及民心相通的程度不仅通过语言景观展现出来，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景观的发展变化。语言景观的变化不仅能显示语言生态的变化，也能反映文化力量的消长及民心相通的深浅。

　　语言标牌中选择使用何种语言，主要受到语言政策、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语言政策是政府、机构或个人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的管理行为。公共标牌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因此是政府管理的对象。例如，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公共场所的路牌、广告牌等标牌上必须使用马来语，如同时写有英语、华语或泰米尔语，必须将马来语列在第一排，并要比其他语种的字体大出30%以上。又如，阿塞拜疆政府规定，公共标牌必须使用阿塞拜疆语，因此在阿塞拜疆，除了首都巴库部分地区有些标牌增加了英语，其他标牌一般都使用阿塞拜疆语。标牌上出现的语言一般是某个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在匈牙利、波兰等单语国家，路牌通常都只有一种语言，就是该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而在哈萨克斯坦，通常路牌上都会出现两种语言：哈萨克语和俄语。哈萨克语是国语和官方语言，写在上面，俄语既是官方语言，也是族际交际语，写在下面。在有些族群聚居区，为了方便居民生活，体现语言平等，均衡语言和族群关系、体现民族认同，路牌会采用双语或多语。例如，在新加坡的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的传统聚居区，一般会设立英语和华语、英语和马来语、英语和泰米尔语的双语路牌。

　　语言景观有时跟语言政策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语言景观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具有灵活性和能动性，体现出复杂的语言使用现实和社区语言权势博弈。此外，语言景观还能体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隐性语言政策。例如，埃及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政府并没有规定英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但在语言实践中，首都开罗的街道路牌上一般都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这便是一种隐性语言政策，英语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在人文交流比较深入的地区，语言景观能够反映出语言政策的包容性和价值取向，人文交流影响力越大，语言政策和语言景观越有可能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随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活动的深入，汉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地的语言景观中。例如，东南亚、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机场和旅游景点、博物馆等场所也把汉语作为标牌语言之一，在方便中国游客出行的同时，丰富了当地的语言景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经济因素也会对语言景观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往往会考虑将语言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发展旅游业，在机场、酒店、旅游景点、购物中心、地铁站等场所的标牌上临时或长期使用主要旅游客源国的语言或国际通用语。这些语言标牌体现了当地旅游行业的语言服务能力和文化融合程度。一些私人商铺为招揽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对其招牌、广告牌上的语言也加以设计，使用游客熟悉的一种或多种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也会给当地居民留下新奇的印象，从而引发潜在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语言标牌不仅可以传递必要的信息，产生经济价值，还可以增进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认同，从而促进民意相合，心灵相通。

　　人文交流是影响语言景观的重要因素。各国在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将对各自的语言景观产生影响。在人文交流活动中，电子公告牌、横幅、标语、海报架等临时性语言标牌中可能会使用交流双方的语言。定期举办的文化博览会、文化交流论坛、艺术节等活动甚至会长期使用语言标牌，从而对公众的文化认知产生长远影响。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强。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等文化交流平台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此外，各种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层出不穷，加深了中外文化间的理解、欣赏和融合。中外文化的共生共荣、互学互鉴对各自的社会语言生态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会从语言景观中直观体现出来。例如，在阿联酋的迪拜，中国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迪拜国际机场、迪拜购物中心、酋长国购物中心等场所的某些标牌中均增加了汉语。近年来每逢春节，迪拜的标志性建筑哈利法塔会有大型的灯光秀，呈现“恭贺新禧”等新年祝福语及龙、长城等中国文化元素，周围的路牌上也会增加汉语。这说明，中外人文交流对当地的语言景观的塑造有重要影响。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及更广泛的互联互通。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反映了中外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语言景观的变化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进程中。沿线国家语言景观中使用汉语的场所增多，汉语出现频次更高，汉语放置顺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彰显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文化在当地影响力的提升。语言景观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沿线各国的语言景观共同构成“一带一路”语言景观的全貌，也成为各国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纽带和重要标志。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中东主要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16BYY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