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倡议。根据中办发［2014］65号文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时间表——到2020年实现总体目标，如果说2013年以来的这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未来三年是新型智库建设的“攻坚”阶段，是实现新型智库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生产力”和“影响力”是评估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概念。
“生产力”是指智库在既定的资源投入下所有产出的总和。如果用指标来解释“生产力”，那就是内参、研究报告、会议、调研、项目、论文等，由于这些指标都是可以用数值来表达的，那么这些指标也就是衡量智库生产力的变量。“影响力”是指“总产出”产生的政策影响、学术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这四类影响并不能完全用指标来定义，更无法用精确的数值表达。但是，虽然完全定量化的影响力评价不可行，并不是说智库影响力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其实，“生产力”和“影响力”是一组互相联系、互相制衡的评估智库建设成效的两个概念。光强调智库“生产力”概念，那就会得出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智库活动越多，影响力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他批评的就是个别智库只重视形式、数量上的“生产力”，而忽视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创新”和“实质创新”。因此智库的“生产力”必须是有影响力的“生产力”。相反，如果只单纯强调智库的“影响力”概念，就会把智库工作重心放在能够产生领导批示、媒体报告、网络显示度等成果和活动的生产上。因此，正确的认识是把“生产力”和“影响力”联系起来，辩证地评估新型智库的“生产力”和“影响力”。
智库产出有待平衡
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截至2018年11月2日的数据，可以看出智库总产出呈现结构性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决策咨询类成果——内参和研究报告偏少，每家智库每年提交的内参不到3份，每家智库每年完成的研究报告不到11份。学术性成果相对比较多，每家智库完成的报刊论文是每年24篇。这说明大部分号称智库的机构其实智库特征不显著。由于大部分智库都是学术机构的“翻牌”，熟悉学术生产的机构转型为智库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并未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报告和内参的生产上。根据近期对一些省市级“智库”的问卷调查来看，75%的研究员依然认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论文是最重要的成果，这与对CTTI数据的分析一致。
除了结构性失衡外，智库成果的另一个特征是调查研究基础不够，数值数据和事实数据依据不够充分。智库的政策分析应该是基于数据（数值数据和事实数据）的研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是否具备“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作为新型智库的八大标准之一，这几年智库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在建设自己的特色数据库和采集分析平台。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算有了数据库和采集分析平台，真正能用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目前大部分智库成果还是传统方式生产出来的，猜想的成分多于实证成分，通过个人主观判断还占较大比重。
智库成果的第三个特征是“冲击—反应”型成果远多于前瞻性和储备性成果。“冲击—反应”型成果就是对当下问题的对策型成果，也叫临时抱佛脚型成果，以前没有预料到，但是问题发生了，便赶紧开展调研，然后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有时候上级向智库要一份材料，往往只给智库三五天时间，都是短平快的。有时候智库也乐此不疲，因为此类研究往往批示率高，而真正前瞻性研究往往曲高和寡。
智库研究咨询的第四个特征是缺乏切实管用、学理深刻和中国语境的政策分析与战略分析范式。比如就国际关系而言，我们战略界就是言必称希腊，海权、陆权、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分析范式仍是主流，很少看到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指示并未能很好落实。
由于缺乏前瞻性、数据支撑、分析范式，因此这几年智库的对策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准性较差”。习近平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可惜内容创新严重不足，“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是今后智库高质量发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影响力建设已见成效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型智库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型智库建设唤醒了我国决策咨询机构的“自我认同”，迅速集结形成了服务党委政府决策咨询工作的“政策研究共同体”。新型智库无疑是观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就是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成长。
第二，新型智库建设继承了儒家“学为政本”传统，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科学理性和专业理性。有思想家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这是与西方传统对比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中古以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贤人政治。但是，近代以来，西方逐渐走向了学为政本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和专业化的路向，中国反而陷入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国家治理不再依赖学术和知识共同体，学为政本的传统被迫中断。现代智库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所体现的学为政本的贤人政治精神契合中国文化精神，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知识界为何对建设新型智库充满热情。
第三，新型智库建设本质是开放言路，建立制度化的“政—知”“政—产”“政—媒”“政—社”意见交流渠道，调动各行业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新型智库建设不仅给政府的内脑——各级各类研究室带来了专业化的决策咨询工作理念，而且通过外脑——高校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主流媒体的智库化转型，使得理论界、社科界、高等教育界的专家获得了制度化的建言献策渠道。如果说内脑是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存量部分，那么外脑就是智库建设中的增量部分。如果说内脑是以往决策咨询的主体，那么现在外脑和内脑则获得了对等的主体地位，虽然它们的话语权并不相等。这种不相等并不是由于到决策中枢的距离远近，而是来自内脑和外脑的分工及专业素养。在短期和应急决策咨询上，内脑发言权较大，而在长期和基础的决策咨询中，也许外脑话语权更大。决策咨询体系增量主体的扩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协商性、民主性、包容性。
第四，新型智库建设促进了有利于开展政策辩论的理性第二公共政策空间的成长。互联网的兴起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政策辩论的参与度，但是有时候这种参与是无序和非理性的，这往往使得正常的政策辩论在网络空间中无法开展。而在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政策共同体的要素和边界逐渐明晰，形成了包含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策研究机构、新型智库、主流媒体等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第二公共政策讨论空间。在这个共同空间中，智库起到了连接器和催化器的作用，推动了理性的公共政策辩论和协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