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智库事业迅速发展，一批国家和地方特色新型智库通过系列智库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的智库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尤其需要对制约与影响高水平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的各种因素加以认真分析和总结。

　　成果生产的影响因素

　　智库成果是智库机构所从事并生产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产品，具体表现形式是智库报告、专著、期刊以及影像资料等有形的纸质或电子版产品，也表现为参与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企业或大项目战略咨询、国内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研讨会上提出的政策建议、舆论观点等。应该说，制约与影响高水平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的因素涉及各个相关层面，但主要取决于战略定位、需求导向、学科支撑、能力建设与体制活力等核心影响因素。

　　战略定位因素。不同层级的智库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因而会直接影响智库成果产出的层次与水平。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首先立足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同时也要有从服务区域、服务国家到服务人类发展的宏大理想和高远目标。与此相契合，高水平智库成果产出的基点应是立足本土而走向世界，即不仅以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前瞻性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而且要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智库成果向全球传播，同时为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与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需求导向因素。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前学界存在着学科导向、学术导向与问题导向的争议，但高水平智库成果的产出则必须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强调要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八个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上八个关键领域可以作为高水平智库成果产出的聚焦点与突破口。

　　学科支撑因素。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应用性的高水平智库成果，无不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因而必须有赖于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为支撑。尤其需要通过学科建设，汇聚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提升理论和应用研究水平，大力推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发展，推动跨学科研究，在学科发展壮大和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孕育和促进高水平智库成果的产出。

　　能力建设因素。智库专家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储备，还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前瞻性的洞察力、良好的智库成果传播沟通能力等综合素养，其中领军型智库型专家更是智库成果产出的关键。但目前智库领域缺少引领多学科合作、跨学科研究的领军人才以及整合多学科的科研力量、形成科研合力的高水平团队，加上与世界知名智库对话及合作的国际化视野的欠缺，制约和影响了高水平智库成果的产出。

　　体制活力因素。从目前不同系统的智库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管理体制活力不足的问题。比如高校智库，既有其内部由于长期形成的学科壁垒以及资源制约，多学科的深度交融、跨单位的深度合作受到体制束缚的问题，又有其外部由于与决策者的联系不够紧密、渠道不够畅通而导致成果产出缺乏针对性以及对政策影响力的有限性问题。

　　媒体与决策影响成果转化

　　智库成果转化，是指将智库机构所从事并生产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产品，通过纸质或电子信息推向社会、走向应用的活动过程。就学术供给链来看，智库成果能否顺利转化以及转化的成效如何，首先取决于其是否具备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智库成果产出的基点——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息息相通的是，智库成果转化的应用价值导向，同样要求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命题，不断拓展服务国家、服务人类的新内涵、新领域。

　　就媒体传播链来看，媒体传播在智库成果转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蓄水池”“蒸馏器”与“导航仪”的功能与作用。除了高校和社会智库机构主要通过出版物、专栏报告、政策简报、工作坊等形式传播其智库成果，也有部分由政府支持或共建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或者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院、中心），以固定编发的《智库专刊》《决策参考》等形式作为成果传播和转化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学术会议、论坛、峰会等也在智库成果转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来看，伴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更多的智库机构寻求通过电视访谈、电台节目、网络媒体、自媒体等渠道进行智库成果转化。

　　就决策应用链来看，智库成果能否顺利转化以及转化的成效如何，最终归结于决策机构的采纳程度与效益。在智库成果转化的决策应用链中，同样存在着多元取向与渠道。其中党校社科院系统和部分政府支持的高校智库往往直接与各级政府部门对接转化其智库成果。但对许多决策机构而言，也常常关注汇集于各种媒体中的智库成果，并加以适当的采纳和应用；或者以委托课题的形式，让相关智库直接提交研究成果；或者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审批有关智库学者的决策建议；还有一些政府决策机构邀请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当面倾听有关智库专家的意见。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智库成果转化在决策应用链最终环节的实现。

　　上述三大关键环节中，要以学术供给链为基础，以媒体传播链为媒介，以决策应用链为归结。

　　促进成果与转化的良性循环

　　智库成果产出—转化效应，主要表现为供需双方关系及其相互满足程度。其中供方直接向需方提供智库成果的，可以视为直接转化，比如各级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建立了科学决策咨询制度，但凡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这种面对面的决策咨询——无论是提出还是倾听对策，都是最原始、最简单的直接转化；与直接转化不同的是，智库机构发表智库成果之后，通过媒体的传播、讨论甚至争鸣，再为决策机构所采纳和应用，则可以视为间接转化。

　　在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正、反两向效应，前者相互联动、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呈现为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的良性循环状态。相互联动是指在智库成果产出—转化过程中引发互动效应。通常而言，智库产出成果的水平与质量越高，越容易在其转化过程中产生正向效应。

　　与上述正向效应相反，智库成果产出—转化过程中的反向效应主要表现为智库成果固有价值的流失。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智库机构所从事和生产的是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产品，而且不少是为未来将要面临的难题提供的预见性对策，所以其固有价值往往难以为决策机构所充分认知；其次，经过媒体传播的智库成果常常淹没在各种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犹如大浪淘沙，泡沫易显，真金难觅；再次，即便是决策机构以及决策者主持召开的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固然能最大限度减少智库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和信息流失，但决策机构以及决策者的倾听是有选择的，而对于诸多对策的价值认知也同样是有局限的。

　　此外，由于智库理论与评价研究的相对滞后，当前我国的智库中介机构亟须大力扶持。智库中介机构的基础功能应以智库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根基，但其主体功能则是评价与推荐，前者包括建构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以及具体的评价实践，后者则是通过智库机构与决策机构的沟通，参与优质智库成果的推荐、传播，以此促进更多优质智库成果的转化。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