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在欧美主流经济学家中，美国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恩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方面均有开创性的突出贡献，都是潜在的诺奖问鼎者。前者的研究强调当前的效率，更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后者的创新，注重代际公平，有些“离经叛道”。两者研究之道，并不相同。从这一意义上讲，诺德豪斯有着更多的“正统”经济学的拥趸，率先摘冠。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涉及发展权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学者，一直在另寻其“道”。
诺德豪斯：系统优化效率之道
气候变化是自然现象，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两者似乎不搭界。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又直接关联。正是因为这样，诺德豪斯开创性地将自然系统的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的优化调控相关联，其研究和贡献开了历史先河。
诺德豪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最早关注气候变化并系统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的认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诺德豪斯就致力于探究气候变化与经济学的整体性关联性研究。第二，诺德豪斯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将自然、经济和能源消费、碳排放整合起来，开发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以及区域气候和经济的综合模型（RICE）。该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形，并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宏观系统研究，影响很大，西方学者的认可度也非常高，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研究减缓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团队，多直接采用或调整改进后，将其作为量化分析工具。第三，诺德豪斯模型研究的结论对经济决策影响很大。其效率优化的结论和政策含义，得到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保守的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认可。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授权谈判发达国家量化减排目标，根据诺德豪斯模型计算结果，发达国家量化减排代价过高，从而影响了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决定。诺德豪斯模型计算效率优化的处方，就是通过征收碳税来减少碳排放。这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碳排放作为负外部性加以纠正的处方。
但是，诺德豪斯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气候变化经济学应该注意但被忽略的问题。第一，诺德豪斯的模型研究只关注减排，而忽略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如果因减排成本高而延缓减排，显然是有经济理性的，因为未来的损失因高贴现率而只有非常小甚至忽略不计的现值。但是温度升高带来的重大风险，可能使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崩溃。第二，诺德豪斯模型运算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这意味着排放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要减排，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因为成本低。而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代价大，所以不能减。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均排放22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减2吨，几乎没有什么福利损失。1990年中国人均排放只有2吨，如果也减2吨，减到0，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生存如何保障？福利损失无穷大。这是对穷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剥夺。美国主流经济学者倡导碳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显然不认同这一点。发达国家排放高，但是有能力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空间，减排能力比较弱。第三，如果采用全球统一碳税减少碳排放，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上讲，结论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全球统一碳税，对后发者、低能源消费、低碳排放、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一种对发展权益、基本权益的剥夺。即使是二氧化碳价格20—50美元/吨，也只有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可以支付，因而碳排放的发展收益就只能垄断在发达国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消费不起。
斯特恩：防范风险代际公平之道
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缓工作组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专门有一章评估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不是特别认同其评估结论和政策手段，以至于在评估过程中出现南北学者多次交锋，甚至有学者公开发表声明，愤然退出作者队伍。
显然，发展中国家不仅当前碳排放少，而且历史排放有限，但由于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弱，要承担更为严峻的气候变化风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岗位上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恩，对诺德豪斯的分析方法进一步作出改进。第一，不仅考虑减排，也包括适应，将气候风险纳入经济量化分析模型，计入气候变化引发温度升高所带来的气候风险损失。第二，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进程，斯特恩在模型分析的参数选择中，对于未来气候风险的损失采用比较低的贴现率。第三，由于纳入了未来风险损失，斯特恩模型分析的结果是，将当前的一部分收益用以温室气体减排，可以大幅减少未来气候风险带来的巨大损失。
2006年，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正式发布。由于斯特恩的知名经济学者身份、规范创新的分析方法，以及英国政府的研究资助，使得这一报告广受关注。在对此出现大量高度认可声音的同时，也有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明确表示质疑，认为采用过低的贴现率，将未来的损失计入分析，是对当代人不公平。当代人的时间消费偏好，不可能将未来收益等同于当期消费。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代际公平固然重要，但代内公平也不应该被忽略。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风险和减排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穷人相对于富人，表现更加脆弱，代价更大。
碳预算方案：公平效率可持续之道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笔者在荷兰工作时，直接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缓气候变化第三次评估报告编撰的组织协调，深感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分析和量化结论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利益属性。诺德豪斯认为，碳排放权是可以贸易的。笔者认为，碳有三种属性：市场属性、公共物品属性和生存权属性。市场属性意味着碳排放量是可贸易的；而公共物品属性能否贸易，取决于公众的选择；生存权属性是指，个人如果没有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话，基本生存都无法满足，因此碳排放量像人权、选举权一样，是不可交易的。但诺德豪斯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被忽略甚至打压。
从200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团队在理论上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应用西方经济学福利理论的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碳排放的边际福利损失比较。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1吨，那么减排1吨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福利损失是无穷大的；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22吨，减排的边际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为正。现在碳排放水平低，不代表未来也会低，现在排放高，不意味着未来也会高。第二，碳排放应当区分为奢侈和基本需求两部分，应当保障人的发展权益、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时对奢侈的排放加以限制。第三，围绕人类共同利益，必须保护唯一的地球，保护气候系统。应基于此，针对全球碳排放形成碳预算方案。为确保相对于工业革命前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2℃的目标，气候科学家测算出从工业革命开始的1750年到2050年，根据碳在大气中的半衰期，总共有2万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这一排放总额度，就是全球到2050年的碳预算约束。
到2005年，全球碳预算已经用了1万亿吨了，还剩下1万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提出，可以采用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分配方案。从1750年到2050年，人均历史累计每年排放2.3吨。按此计算，发达国家已经出现预算赤字，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排放低，有较多碳预算盈余。虽然发达国家出现预算赤字，也必须保障其基本生存需求；但如果奢侈浪费排放，人均超过2.3吨，就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碳预算盈余中购买，让发展中国家得到补偿，也是为低碳发展提供融资保障。
气候变化经济学，“道”不同，方法与结论迥异。诺德豪斯没有考虑发展权益，也没有考虑公平性。斯特恩考虑到代际公平，但对代内公平关注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团队的碳预算方案，围绕发展，在保障公平、尊重自然、保护气候安全的前提下寻求效率，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