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经典以《尚书》为最古，亦以《尚书》为尊。《尚书》记载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它不仅“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而且也“影响全部中国史”（顾颉刚语）。唐代刘知己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主张“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和真理的延续性。

　　《尚书》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自六朝始，《尚书》已传播到域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尚书》一直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教科书”。而随着16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寻找契丹”成为西方“百年航海史的灵魂”，以耶稣会士入华为标志，中国和欧洲真正开始了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意义，第一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彰显出来。《尚书》因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隆尊地位，率先吸引了西方探究中国的目光，成为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典籍之一。《尚书》西传亦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尚书》被翻译成了西方几种主要语言。首先是欧洲古典语言拉丁文译本。明末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包括《尚书》在内的《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于天启年间（1626）在杭州刊印，书名为Pentabilion Sinense，并附有解释，一般认为该译本“是我国经籍最早之西文译本”。遗憾的是，这个译本未能流传下来。不过《尚书》还是有拉丁语版本，那是19世纪著名汉学家顾塞芬贡献的。顾氏用法语和拉丁语同时翻译了多部儒家典籍，其中就有《尚书》（1897）。除了拉丁文和法文，《尚书》还有英语、德语和俄语版本。

　　二是《尚书》在同一语种内有多个版本；不仅一个国家同时代许多学者竞相翻译，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有人推出新译本。比如，17、18世纪，法国较有名的译者有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宋君荣（Antione Gaubil）、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和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等。19世纪，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W. H. Medhurst）和理雅各（James Legge）分别于1848年和1865年出版了《尚书》的英文译本；20世纪，英国汉学家欧德（W. G. Old）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又分别于1904年和1950年推出了新的《尚书》英译本。比丘林（N. Ya. Bichurin）和另一位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西韦洛夫（D. P. Sivillov）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规模较大的《尚书》俄语译本，等等。

　　三是有些译本已达到了较高的翻译和学术水平。比如宋君荣的法文《尚书》译本。该译本由法国汉学家德经（M． de Guignes）编辑，于1770 年在巴黎出版。其采用的底本是“康熙年间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内容“包括译文、注释以及编者添加的补注、插图和中国上古三皇简史”，译文附有宋君荣关于书中上古天文学的研究论文：《〈书经〉中的天文学》，卷首是马若瑟写的《尚书之前时代与中国神话研究》。该法文译本面世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当时法国“为数有限的真正严肃的译文”。马若瑟选译的《书经》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收入欧洲汉学“三大名著”之一《中华帝国全志》，此书在1741—1774 年间有英、德、俄版本面世，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有了以马若瑟法文《尚书》选译本为底本的《尚书》英、德、俄语选译本。当然，在西方影响最为深远的，非理雅各1865年三卷中的《尚书》译本（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莫属，译本出版后即在西方引起轰动，至今被奉为“标准译本”。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hn Edkins）评论说：“任何评论家想要挑出理雅各的毛病，就首先得挑出中国一流注疏家的毛病，因为我们面前的《中国经典》正是中国人经书的本来面目。”理氏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深得学界认可，其翻译模式和学术风格对其他中国经典翻译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英译的今文《尚书》28篇（The Book of Documents）也是一部质量上乘之作。译本采用汉语与英语对照排印，每句汉语和译文都分别标有阿拉伯数字序号，清晰地依次逐句对应。译者在前言中指出，其译本与理雅各和顾塞芬的之所以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原文本语言古奥难懂，常有一些段落，从语法上可以有相当宽泛的不同理解，因此每一次新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文本诠释的一次新尝试。

　　四是当代汉学家不断推出风格各异的《尚书》新译本。很多人认为，任何人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源，都必须去读《尚书》。比如英格兰当代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Giles Palmer）就说，“我认为《尚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它向西方揭示了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到夏、商，再到今天的连续性。除非你读《尚书》，否则我不认为你能理解今天的中国”。所以，他继翻译了《庄子》《易经》等多部中国典籍之后，又于2014 年出版了《尚书》的英文全译本，并将书冠名为The Most Venerable Book（“最庄严或最值得尊敬的书”）。与理氏等人的厚重风格不同，彭氏译本中没有训诂、考证等内容，也不附中文原文和文内注释，整部书呈现出讲故事的风格。据译者本人说，该译本“销量不错”。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原来即使是正统、严肃、连中国文豪都感叹“佶屈聱牙”的作品，也是可以用轻松愉快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传播的。

　　俄罗斯在2014年也推出一个《尚书》俄文全译本。该书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发行，是一部鸿篇巨制，共1149页。与以往译本不同的是，这部新的《尚书》俄译本非常注重吸收《尚书》学研究新成果。比如，注释方面，除了传统的权威注疏，该译本精心选取了3部体现现当代学者较高水平的《尚书》注译，分别是：钱宗武、江灏合著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和李民、王健合著的《尚书译注》。这三部著作均包含文言原文、相关评析以及现代白话译文。译者注意到“当考证原文与特定主题所持观点有所不同时，则必须在传统文献与现代评论间作出抉择。……至于原文本身内容的不一致之处与不适切的用语，则另于注释中加以说明”。不难看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型译本。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复杂、冗长的注释从来不是“累赘”，反而是译本的价值所在。

　　通过以上对《尚书》在海外翻译与传播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尚书》这一古老的经典具有巨大而永恒的魅力。

　　我国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位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尚书》翻译成了英文。但平心而论，这两部《尚书》译本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译本没有提供必要的注解或补充说明，不利于典籍的理解；另一方面，译者本人对原著的理解也比较肤浅甚至有不少错误。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今后不能在《尚书》翻译和传播方面有所作为。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努力而获得成功。凡有志于从事《尚书》翻译的学者，一方面可以请教汉语界专家，特别是《尚书》学专家，一方面可以认真研究已有的《尚书》优秀翻译成果；同时我们可以针对西方不同的读者，推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译本。此外，中外学者可以强强联合，就像当年的理雅各与王韬那样。若真能如此，则打造《尚书》翻译新经典就不会没有实现之可能。

　　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是时代的重要主题。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经典为载体的，经典的域外传译是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不同民族相互了解的重要基础。翻译是文明的延续和扩展，任何文化想要延续，都要不断地被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正是凭借广义和狭义的翻译而使其生命不断延续。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