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算起，今年是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百年。历经一百年的发展，中国新闻学的中国特色越来越鲜明，中国风格越来越成熟，中国气派越来越彰显。站在百年之巅，中国新闻学迈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需要用坚定不移的立场、严谨求实的精神和锐意创新的勇气书写新篇章。

　　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之根

　　新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它们共性的一面是，新闻学同样要回答“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将新闻与宣传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新闻的内涵、外延、功能、作用、原理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但矫枉不必过正，“新闻无学论”一度盛行，其实相当偏颇，新闻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是科学也是哲学，有工作规范也有终极关怀。

　　譬如，对于“新闻”一词存在着多种定义。总体来看，不少定义以及相关的研究过度重视将新闻与事实、真实、信息联系起来，讲求新闻事实的采集、挖掘和分析技术，相对来说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立场、视野和价值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事实是第一性的，价值是第二性的。但是在坚持事实第一性的同时，不能不重视价值，更不能遮蔽价值本身。

　　近代以来，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适应、不断调整，但是资本作为西方社会的原子核，以及作为西方政治博弈背后看不见的手，其地位不曾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从价值取向来说，无论使用何种华丽的辞藻，西方新闻学的评判标准无不是以是否符合资本的利益作为最后的尺度。新闻与信息自由等“普世价值”固然有其合理性，但需刨根问底：它究竟是谁的价值？它是最大程度地巩固壮大资本的利益，还是最大程度地巩固壮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西方价值观之下，资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干与枝、本与末的关系。

　　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把被颠倒的东西扳正过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依归，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应当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经验、权利、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自觉以人民为师，努力增进人民的福祉。

　　铸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魂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当“依靠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在科学、民主、进步等现代精神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深刻认识人类社会运行规律，辩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准确把握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新闻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灵魂。

　　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和新闻事业与其他许多现实领域不同，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极端重要性。新闻舆论作为治国理政之重器，必然受到资本的反复觊觎，成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不可不察。

　　新闻具有赋能性，可以带来强大的宣传效果和社会动员效果。新闻与舆论密不可分，很多舆论的酝酿、舆情的引爆，新闻事件往往是导火索和催化剂。在新媒体界，有着“技术赋权”的说法，新闻亦可以“赋权”“赋能”。借用拿破仑的说法，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即便是所谓不偏不倚的新闻，也是蕴含高能量的。今天，我们已较少使用“新闻的战斗性”这一概念，但并不代表新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的赋能性由于以下因素而进一步强化：一是实时性。随着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新传播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普及，新闻传播瞬时可达，无远弗届。二是跨地域性。有的新闻可能无人关注，无声无息。那些具有高新闻价值的内容，往往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力。即便是个别的、局部的、区域性的消息，也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始终关注过去的、当下的和未来的舆论动态。新闻学研究不限于单纯的传播力的研究，应大力加强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研究。新闻学研究不限于媒体问题、报道问题、技术问题，应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紧密融合。

　　追逐世界之梦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要找准自己的坐标方位和时代使命，明确体认“我是谁”。一方面，要鉴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中国新闻学与西方新闻学在理论水平上的差距。应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西方新闻学需要祛魅化。虽然听上去天花乱坠，西方思想界内部其实流派林立。虽然许多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来源于实证研究，其中具有误导性的也不在少数。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进行辨别。

　　比如，拉斯韦尔的“功能说”认为，大众传播的首要功能是监视环境，或者说瞭望环境，也有人说西方媒体是“守夜人”“看门狗”。上述说法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掩盖或抹杀了新闻舆论工作一半以上的威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播者”“记录者”“推动者”“守望者”的提法才更为准确完整。再如新闻专业主义，尽管用价值中立作为标榜，但无法摆脱其作为上层建筑的窠臼。又如发展传播学，尽管包含了一些善良的愿望，事实上却是西方中心论的传播学版本。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语境下产生的，有着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当然，西方在新闻操作、舆论控制、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仍具有优势地位，西方在世界大战、冷战、反恐战、网络战的宣传中积累了很多案例，其理论研究如公共关系、公共外交、危机管理、风险沟通、形象传播、软实力、视觉修辞、健康传播等都处于相当领先的水平。我们应当正视与西方的差距，正视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正视西方的意识形态威胁。西方对“宣传”一词的妖魔化，令我们相当被动。西方对我国围堵刁难、处处设限的态势，仍未得到逆转。我们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百年来的中国新闻学，经历了从引进到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过程。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进一步增强理论底气、树立理论自信，敢于直面西方霸权逻辑的挑战，敢于打破新自由主义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走向世界，走近世界舞台的理论中心。

　　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以纯科学的，或纯书斋的视角来蒙蔽自己，也不能凡事政治化，动辄上纲上线。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蓬勃向上的社会现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