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中国新闻学早期开拓者的报学洞见
2018年10月12日 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2日第1551期 作者:刘建明

  我国早期新闻学的开拓者——徐宝璜、戈公振与黄天鹏,志向高远,披荆斩棘,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报学思想。作为新闻学启蒙时期的领军人物,三位学者剖析报纸的生存环境与记者的败德辱行,如芒刺背,针砭如炬。他们的逆耳之言,为当时的记者和报业敲响警钟,对后人也不乏史鉴之力。

  徐宝璜匡正“报人迷途”

  徐宝璜,1894年生于江西九江,年少时官费留美,归国后曾在北京《晨报》任编辑,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讲授新闻学。1918年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身为副会长,他兼任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1919年12月,徐宝璜的《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出版,邵飘萍在《京报》评论说:“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 蔡元培称该书为“破天荒之作”。1930年他英年早逝,黄天鹏称他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在《新闻学》自序中,徐宝璜开宗明义:“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遵循趋利避害之宗旨,徐宝璜提出许多可贵的报刊思想,严肃批评了当时新闻界的种种流弊。

  他要求报人全力提供真实的新闻,发表评论要立足事实,不得弄虚作假;他告诫记者不能有意颠倒事实,随意穿凿附会,访员的金科玉律应当是“访得所有之新闻,切勿视谣言为事实”;他反对标题为引人注目而失真,干扰读者的判断,“故意夸大其词,言过其实者,此诚为不正当之举动”。

  在徐宝璜看来,报纸应为大众提供健康向上的内容,登载失德广告,诲淫导邪,实属罪大恶极。他指责当时大报专注名流权贵和鸡零狗碎的事实,黄色新闻害人尤甚,都是“不尽职务”的不良表现。他期望报纸尽善尽美,助益民智民德的提升,成为读者每日的图书馆和购买知识的杂货店。

  徐宝璜观察国内各报在发刊词中多以舆论代表自居,但对国民的呼声和情绪多缄口不言。他严厉挞伐臭名昭著的鼓吹帝制的《亚细亚日报》,畏首畏尾,迎合谄媚,伪造舆论。他强调“盖为舆论殉,为正义殉,本为光荣之事,况全国报纸,如能同起而代表舆论,则政府虽有意干涉,亦莫可如何哉”。徐宝璜指出,“社论中因发牢骚而无端谩骂他人者,或以四书五经之句子为题而发挥讲道德仁义之空论者,或以浮泛油滑之策论者,均属不当,因其非以事实为材料”。他强调,社论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指导世事的效果才为显著。

  当时社论充满皮相之谈,源于社论撰写者无知无识无德。徐宝璜指出,要提升社论质量,减少对人耳目的污染,驱除混迹业界的南郭先生。他还告诫编辑,遇有不能自信时,应请专家代撰社论,避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懂装懂。

  戈公振无情鞭挞旧时官报

  戈公振兼有记者、学者和新闻教育者三重身份,是早期新闻学研究的佼佼者。他1890年生于江苏东台,曾在《时报》工作近15年,对该报编排的革新有突出贡献。1925年戈公振的译著《新闻学撮要》出版,梁启超作序,称该书“大有助益业界实践”。1927年,我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中国报学史》出版,戈公振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他的《中国报学史》及一些文章,提出许多报学原理,多有振聋发聩之论。

  戈公振考究官报的史实,揭露其专制的本性:“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贾祸?所以遇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即问之恐亦如孔光之不言,反不如不问之为愈也。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透析漫长的中国官报史,不过是皇帝官吏沟通信息的工具,与广大庶众无缘,很多报道是遮人耳目,愚民泯智。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报纸始于清末,兴于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前后,以支持革命、进步向上著称,可惜报刊上这种革命精神仅昙花一现。戈公振为此感慨道:“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腐败日益加甚。”面对北洋军阀对报人的利诱、威胁与蹂躏,报界受商业腐蚀侵染,精神萎靡,道德堕落,舆论颠倒,他深感不安和忧虑。

  尽管他痛陈我国报纸过失颇多,但又在总体上对20世纪初我国近代报纸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评价。他在《报纸进化之概观》一文中写道:“不过自全体言之,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不可不谓一线曙光,如对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戈公振从报纸功能的角度,对报纸传布文化知识,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先进观念提出许多启蒙思想。

  同时,他无情鞭挞反动军阀蔑视法律,践踏新闻自由,与世界潮流相背而行。他在《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痛斥军阀及走狗,他号召报人联合起来,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不应一盘散沙、自相争斗。“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随时防止恶势力之潜滋,不稍松懈”,中国报界就将闻名于世界。

  黄天鹏呼唤公利和公德

  黄天鹏1909年生于广东普宁,曾做过记者和新闻学刊物编辑,从事过新闻教育与报刊管理工作。他先后主编《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我国最早一批新闻学术刊物,1929年受邀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兼上海沪江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新闻学教授,并任《申报》和《时报》主笔。1929年至1931年,他主编的《新闻学名论集》出版,留下丰富的学术成果,他还撰写了《中国新闻事业》等十几种著作。

  集中代表黄天鹏报学思想的是《新闻学入门》和《新Journalism的建设》一文,其见解深刻,分析透彻,堪称阐发报刊思想不可多得的经典。他反思新闻学界仰人鼻息,唯外是从,充斥玄谈,而独创性却少得可怜。他写道:“在黄金独占一切的现在,‘改良改革’简直是空谈,我们要从唯物史观来解决新闻业的实际问题,由这两点来做新Journalism的理论的中心,这就是我们所应建设的新的‘新闻学’。”

  戈公振在《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明确提出报业是社会公共机关。黄天鹏支持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营业是新闻业独立发展的必然,但不能放弃公共的身份,成为赚钱的机器。

  当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报纸沉闷枯燥杂乱,读者感到不满,希望改革,但因私人独占,资方忘却了本身的使命,只知赚钱。黄天鹏不仅予以凌厉的批判,而且大声呼吁付诸行动:“我们应该起来督责,使新闻业入于正轨,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社会化’的新闻业。”这种颇有见地的论断如何实现?他寄望于记者启蒙和民众联合,记者要做服务大众的公仆,让读者决定报纸的存亡,“给自私自利的新闻纸以共弃的制裁”。

  黄天鹏高度评价记者的道德价值,认为记者的精神境界决定他的事业成败。在《新闻学入门》一书中他强调,记者要有道德涵养,又应有独立尊严的人格。记者没有公德,不全力服务公利,难避堕落,危害社会,因为“记者受引诱的机会多,而堕落后的影响比别人大”。他强调“从事新闻业者以事论说,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公正无私的态度,默察国民大多数的心理,与人群的利益正义,议事立言,自为国民的喉舌,先得民众之心而言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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