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广播电视业从萌芽到壮大的近百年历程，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体制的建构和政策创新则为其搭建了发展方向和环境。在上述二者及其他要素合力推动下，中国广播电视业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技术进步：从限制性要素到推动性力量

　　与近代化中文报刊由外国人开启一样，中国的广播事业也是由外国人引进的：1923年1月23日，美国商人奥斯邦主持设立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在上海开播，标志着广播事业在中国的诞生。该台的所有器材都是从美国运入，技术支持也来自在华外国人。这种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输入本无可厚非，客观上也确实“标志着中国在通讯技术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这一行为却违反了中国法律，践踏了中国的电信主权。因此，早期涉足无线电广播的国人在学习西方技术时，大都抱有无线电报国的理想，希望借此改变西方的技术垄断。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民族无线电企业和无线电研发机构，如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天津中国无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都迅速成长为先进电子技术研发或无线电制造与组装基地，质优价廉的国产广播器材陆续生产出来。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每一项高新技术的研发，除了专业人才外，更需充足的资金支持，二者缺一不可。无线电广播作为当时的先进科技，兴起与成熟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技术和产品推广阶段中国才涉足其间，先天不足显而易见，加上此后20多年间的政治动荡，经济不稳，广播的技术进步主要反映在对无线电器材的改造与局部创新层面，引领性的行业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成为限制当时国内广播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台如此，收音机也一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广播界一面学习借鉴苏联等国的先进技术，一面努力提高本土技术研发力度。1952年，新中国第一台品牌收音机红星牌501在南京问世，这是利用美国RCA牌56X型收音机的套件配以少量国产元件组装生产的，也即沿袭了此前的改装之路。此后为了提高广播的受众到达率，国家不仅利用已有的无线电路发展无线广播，还大力推广技术简单、造价低廉的有线广播收音网和收音喇叭。通过技术降级和规模升级，广播业发展成为当时速度最快、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之一，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喇叭王国”。

　　电视业属于高技术、高投入和重装备的产业，需要相当的技术和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发展。在西方国家电视事业早已风起云涌之际，1957—1958年，我国第一套黑白电视播控设备由北京广播器材厂与清华大学合作设计完成。1958年，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研制的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接收机，实地接收实验成功。这套设备从摄像机到发射机，除某些关键器件外，均为国产。同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使用这套设备试播。这些自造设备在技术上虽然还未完全过关，不时出现故障，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这一技术路径体现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却成为相当长时期内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导向。此后国产电视机、国产彩电演播设备和发射机技术的相继攻克，都是这一逻辑的合理推演。

　　改革开放以来，各广播电视台在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相关研发工作也突飞猛进，不仅实现了电台、电视台的自主设计和装配，而且在信号传输等基础设施方面迅速更新迭代，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国产的收音机、电视机也在充足供应本土市场的同时，远销到包括美国等世界许多国家。短短40年的时间，中国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广播电视大国。至此，技术已不再是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瓶颈，而成了其发展的助推器。

　　体制创新：创造广电事业发展空间

　　广播电视传播的是一种电波信号，其台站设置、波长、周率等技术标准都需专门的统筹机构来协调和管理。因此，各国的广播电视业都是在政府统一管理下进行的，也在不同的理念下衍生出不同的体制类型。

　　中国广播电视业经历了三次大的体制变迁：第一次为1923—1949年的多种体制并存；第二次为1949—1978年的单一国营体制；第三次为1978年至今的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体制变革引发广播电视的生态改变，也直接或间接塑造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景观。

　　1949年之前，由于早期的外商广播电台都是在租界创办，而租界却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北洋政府应付困难，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鉴于上述既成事实和发展民族广播的需求，实行了官办广播和民营广播并行的混合体制。加上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办的广播以及日伪沦陷区的广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广播体制更加多样化。归根结底，这种多头共生体制的产生，在于国民党政权无法统摄全国，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无序的发展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有国营广播电视体制，即广播电视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属国家所有，广播电视免费收听、收看，全国所有电台、电视台没有自己的经营收入，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广播电视事业。这一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办广播的特点”，能更好地传达中央声音，同时社会公共资源也可以被最大限度调配和使用。电视台虽然开办起来了，电视节目也有了，但电视摄像、发射等配套基础设备的技术落后和财力困难，导致节目不尽如人意，只能勉力维持运转。

　　1978年以来，广播电视业告别没有经营性收入的事业单位模式，改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由此广播电视界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而广播电视部于1983年推出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政策和“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方针，则进一步优化了广播电视传播环境，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此后的一系列调整，都是在广播电视界实践探索取得成效后逐步获得体制确认的，如电台电视台的人事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广播电视业被作为第三产业所进行的集团化、股份制、公司制运作等。

　　广播电视实践的发展，反过来又作用于体制结构，尤其是上层管理机构的变革。早在1982年，在电视业兴起的大背景下，中央广播事业局更名为广播电视部，负责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统筹与管理。1986年，广播电视部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合并管理电影事业；1998年更名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13 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而2018年又成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广播电视体制的调整，还需充分考虑和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冲击下，广播与电视的分野越来越小，交集越来越多，媒介融合被提上世界各国的议事议程。为此，我国政府于2001年3月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网融合”概念。2009年7月《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发布，要求加快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推进三网融合，促进国家信息化建设。2010年6月底，三网融合12个试点城市名单和试点方案正式公布，三网融合终于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但迄今为止，这一融合还主要是在业务层面，相关的行业与部门融合仍未调整到位。

　　广播电视业还需进一步改革，需要在三网融合的框架内重新布局，需要建立更加高效和富有活力的体系与制度，为中国广播电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