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史研究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成熟阶段，几乎是一种共识。按照研究职业化问题的著名学者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的看法，一种行业职业化完成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要求、职业训练、行业协会、法规支持、职业道德准则等各种制度的确立，而按照这些要素来分析现代中国的新闻职业化，无疑有充足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新闻业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达到了上述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威伦斯基职业社会学结构取径的分析框架，从职业社会学的文化路径切入，就会看到与已有的新闻史研究所勾画的不同的新闻职业图景。

　　作为一种从业经历的新闻职业

　　从新闻职业身份认同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尽管有着威伦斯基意义上的诸多结构性保障，但他们的职业认知和职业心理的成熟度却滞后于这些刚性条件，更多地表现出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对这一时期大部分普通新闻从业者而言，他们的职业经历不仅充满艰辛、伴随厄运，更重要的是，由于新闻理想和新闻现实的冲突，使他们对新闻职业角色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仰，失望情绪往往在一般记者中时有表现。

　　1937年，有过10年从业经验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谈及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还不配做一个新闻记者”。在他看来，一个“克尽厥职”的记者应该是“有灵魂的新闻记者”。但以此为标准，王芸生却认为自己“不配”，于是像他讲的，“被人恭维做‘无冕之王’”的记者，实际上都成为了“无魂之鬼”。对于已经无需为自己生计担忧的名记者王芸生来说，做个“有灵魂”的记者是对自己的高要求，而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记者来说，从事新闻业更多考虑的首先是生计问题。在他们看来，新闻业虽然辛苦，收入也不高，但门槛相对较低；新闻从业者的地位在职业群体中虽不免受人轻视，但“无冕之王”的光环对青年还是有着足够的吸引力。

　　而一些从事新闻业的青年，特别是女性新闻工作者，则面临着更多的职业挑战。作为一种谋生职业，由于性别差异从而表现出了职业认同的落差，这在女性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女性新闻从业者面临比男性更多的职业挑战。从事新闻业的男性工作者，则对新闻职业内部的等级或地位区隔，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一位通讯社记者描述了同行之间的地位差别。在采访时，官办的、外国的以及大报馆里的记者，因为牌子老、资格硬、有信用，往往能冲在前面，而小记者则只能身落其后。所以，这位记者坦承，由于稿源、任务、家庭生计的压力，使他们很难有机会反思自己的职业意识，这可能反映了当时一般记者的普遍心态。

　　记者与社会对新闻职业的想象

　　与医生、律师等新兴社会职业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新闻从业者，其社会地位并不十分“体面”，台前虽然头顶着“无冕之王”的光环，但幕后却由于薪水的低廉忍受着生计的压迫。这种反差使从业者离社会期待的完美职业角色还有一定差距。

　　职业地位与行业壁垒紧密相连。新闻业的入职门槛相对较低，稍有文化的人就可以随便进入新闻业，从业者的地位也难有稳定的上升通道。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邵洵美认为，文人没有固定职业的“文人无行”现象，是找不到职业才做文人的人迫不得已的表现。而他眼中的“文人”，就包括了新闻从业者。作者虽关注的是“文坛”的没落情形，但也透露出一般文化人轻视记者职业的想法，在当时的特定群体中还依然存在。

　　同时，对于职业地位的想象，新闻业内部的从业者也存在着差异。20世纪30年代的记者群体，既有前述小媒体从业者的务实心态，也有大报记者“自视甚高”的职业地位想象。一位《申报》的记者曾谈及：“新闻记者固应求充分之知识与才具，新闻记者尤须有健全之人格与操守，其所负之使命既大，其所取之步调弥艰，其行动既足以移转社会之视听，其影响亦常能左右习俗之变迁。新闻记者若不受社会之尊重，即报纸失其诱导之效能。”这样的议论，对记者的职业想象虽有理想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从业者所具有的职业自信。

　　20世纪30年代新闻业内部对职业地位的认知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在圈外的社会普通人看来，记者头上带着令人羡慕的光环。有人在批评新闻记者之前，也承认这个群体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新闻职业认同的塑造

　　社会声誉的获得是正当的职业群体都孜孜渴求的，因为它是一种职业取得合法性甚至事关存亡的基本要求，新闻行业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职业也不例外。从业者表达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和前途的失望是一回事，但当所从事的职业受到贬低或者自认为受到“侮辱”时，则成为凝聚职业群体身份认同的契机。

　　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从业者，发展到了非常重视社会对自身职业评价的阶段。虽然受到“背景”“津贴”等负面评价的影响，但新闻从业者都试图声称或表现自己独立的立场，以此来建立和维护职业声望。在新闻界内部，同行之间的各种纠葛时有发生，但一般都有行业内的纠纷解决渠道，一般会适可而止。在有些情况下，媒体之间“公开”的笔墨官司往往演变成双方为博取读者同情、扩大发行量的“双簧戏”，最后的结果经常是参与的媒体不了了之，读者一笑置之。

　　但是，当作为整体的从业者面对同行或外界有损职业尊严或声望的评价或事件时，则会认真起来，彼此协调一致“同仇敌忾”，这样原来看起来松散、破碎的职业共同体被凝聚和激发，从而形成身份认同的契机。在一些关于新闻界的热点事件中，上述情况往往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如1930年的南京记者受到同行侮辱事件，因为涉及北方报纸与南方报纸的地域之争，更涉及评价同行是否具有“新闻道德”的职业合法性问题，所以引起了同行的口水仗。而1935年上海新闻界抵制电影《新女性》，以及之后主演阮玲玉自杀所引发的争议，则促使新闻群体面对社会质疑时，得以反观自身的职业角色形象。总之，20世纪30年代的记者受辱事件及其反思，有助于新闻群体建立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认同，成为了中国新闻职业化过程中的重要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报刊与中国新闻界集体记忆建构研究”（17BX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