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科若想实现持续发展，都不能忽视自身发展的历史。新闻学术史是指在新闻学科发展背景下新闻学研究活动的历史。中国新闻学术史历经20世纪的过去，21世纪以来的现在，正在走向未来。

　　学术自觉：中国新闻学术史的过去

　　20世纪，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历经学术史观萌芽到明确倡导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变化。

　　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学术史观开始萌芽。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与新闻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问世，标志着中国新闻学开始了建立过程。在知道“新闻”有“学”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黄天鹏于1929年发表《新闻运动之回顾——新闻学名论集代序》一文，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过程称作“新闻运动”。黄天鹏认为，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国人知道有“新闻学”开始，到1929年《新闻学刊》改组扩大为《报学杂志》，中国的“新闻运动”历经“胚胎时期”“酝酿时期”“萌芽时期”“启蒙时期”“光明时期”五个发展阶段。而1942年，黄天鹏撰文《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将中国新闻学40年演进历程分成四个阶段：新闻学术启蒙时期（1903—1917）、新闻理论建设时期（1918—1922）、言论自由纷争时期（1923—1931）、战时新闻统制时期（1932—战事结束）。黄天鹏将中国新闻学的开端追溯到1903年，虽然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实际并不相符，但他还是以阐释中国新闻学术史观第一人的身份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在新闻界学苏联过程中，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成为新闻学研究的理论重心。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新闻学术研究遭遇挫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学者在恢复新闻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明确倡导新闻学术史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徐培汀首先提出重视新闻学术发展史的研究。他指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有它本身的发展史。任何一门学科理论的建立，除了对现状与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占有已往的学术资料。新闻学作为一门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它虽已建立，但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新闻界对自己的成果还停留在经验描述阶段，缺乏对新闻学术本身历史的研究。新闻学史是学术史，它以新闻思想、新闻学术发展为主线，以学者为主体，以学说、学者、学刊、学会、学派为具体内容。徐培汀不仅明确倡导新闻学术史研究，还开始新闻学术史的书写实践，在1994年推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他对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具有开拓之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采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对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新闻学进行区分，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给予关注。徐培汀认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有三次高潮：1942年延安新闻界整风时期、1956年的报纸改革与新闻研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学研究。

　　新闻学者李彬是明确倡导学术史研究的另一位学者。20世纪末，学术界纷纷检视20世纪中国学术的遗产，考量其未来的走向。当此之际，久被忽略的新闻学术史便刻不容缓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中。李彬在新闻学科的范畴下界定新闻学术史：新闻学术史就是关于新闻学学术研究活动自身的历史。就研究内容而言，新闻学术史似应以客观的求实精神，考察这门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凸现其中的流派与人物，厘清他们的思想源流，揭示其传承关系，同时也不能不探究科技进步、社会变迁、思潮嬗替等因素，对新闻学内在理路的深层制约。值得注意的是，李彬还将学术史与思想史作了区分，这一区分使得新闻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更加清晰。

　　重视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并揭示新闻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历史，是新闻学术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新闻学者在倡导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历程进行总结与回顾，中国新闻学术史观初步形成。

　　理论自觉：中国新闻学术史的现在

　　21世纪以来，新闻学者由学术自觉上升为理论自觉，开始新闻学科发展历史的系统总结，将新闻学术史研究推至学术热点。

　　这一时期，系统研究中国新闻学术发展历史的博士论文相继出版。200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学术史》以新闻学特有范畴的变化为标志，再现新闻学发展的自身内在规律。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考察新闻学术环境变迁，探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内部路径与外部路径。2008年出版的《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与反思》从新闻“有学”与“无学”之争切入，考察“新闻无学论”的形成与种种表现，进而证明新闻“有学”。2009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2014年出版的《“战时新闻学”研究》剖析“战时新闻学”兴起的历史背景、研究群体、思想渊源、主要观念及其影响。

　　与此同时，有关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多本学术著作问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通过对新闻学研究者及其研究著述的介绍，剖析当代中国新闻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丛书的“理论新闻学卷”“应用新闻学卷”“新闻史学史卷”，分别研究20世纪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新闻史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从学术思想角度切入，研究1918年至1949年间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状况。《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从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史进行梳理。

　　新闻学者继续阐发中国新闻学术史观，在阶级分析视角之外，更多呈现了学科发展的视角。《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将中国当代新闻学发展分成3个时期：新闻学体制化研究的建立与变异期（1949—1976）、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期（1977—1991）、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期（1992—2007）。《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与反思》则将中国新闻学术史划分为6个时期：萌芽时期（1834—1917）、建立时期（1918—1935）、初步发展时期（1936—1956）、发展停滞时期（1957—1976）、恢复发展时期（1977—1997）、兴盛时期（1998年至今）。《中国新闻学术史》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则将中国新闻学发展分为8个更加细致的历史阶段。

　　任重道远：中国新闻学术史的未来

　　虽然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尚须深入，诸多空白点尚待挖掘。

　　一是基本概念需要厘清。比如首先要弄清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这几个基本概念的关系，究竟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放在同一学科来开展学术史研究，还是应该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不同学术史观。新闻学术史研究，尤其要注意从历史角度清理基本概念与学术术语，即通过对基本学术术语的概念史研究，有效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

　　二是研究领域仍须拓展。新闻学术史研究应当加强微观深入的新闻学术人物、新闻学术事件的个案研究；加大对民国时期新闻学术史料的挖掘力度，并积极抢救当代新闻学术史料；开展新闻学术团体史、新闻学术期刊史、新闻学术流派史、新闻学术人物品格史、中外新闻学术交流史的研究等。

　　三是研究视角尚须挖掘。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法，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挖掘新的研究方法值得思考。现有研究成果要么注重新闻学自身理论形态的内在演化，要么注重外在学术制度与环境的变迁，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些话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