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属文化的一种，受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水平、价值观念甚至技术的影响甚大。作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甚至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的核心并不完全一致，其所呈现的内容和精神千差万别。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诞生，追溯历史，中国新闻实践和理念发展的主旋律就是契合中国社会文化、融入中国价值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自觉之路。

　　中国新闻理念的传统因袭与西方启蒙宣传

　　中国古代漫长新闻业留下来的遗传基因相当强大，近千年来稳定的邸报系统一直是封建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传播制度，对维护农耕社会的集权统治意义重大。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契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影响至今，包括：政治新闻和官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官文书文本风格的影响，以及来自御史台等监察官员的（符合机构程序和官方认定的）对封建体制内部各级官员的批评性文字等。不论现代人是否承认，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实践与理念，是中国新闻学中无法忽略的历史基因。

　　近代新闻业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贸易进入中国，在带来新闻业全面发展要素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新闻理念。但中国新闻的实践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新闻理论的逻辑进行的，而是体现出独特的路径。事实上，不是真实、客观和自由的新闻理念，而是宣传和教化的新闻理念先行进入中国，是基督教报刊率先带来了报刊强有力的宣传功能和教化功能。基督教报刊从19世纪前期马六甲《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上附和中国文化的宗教知识宣传，到19世纪中期上海《六合丛谈》上的包裹了西方相对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变相传播，再到19世纪晚期上海《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弊病和改革路径等问题的直接谏言，西方宗教报纸每一次与中国社会的深入嵌入，都成功地将报刊“宣传”功能示范出来。而这种功能是历史悠久的“邸报”系统所不具备的。

　　不同于世界近代报刊诞生与发展的经济推动力，政治推动是中国新闻实践的第一特色。国人对近代报刊关注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清末维新变法之时。改良派知识分子用近代新式报刊鼓吹推动政治变革，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中国涌现出90多种新式报刊。

　　在严重的民族危亡面前，与其他进入中国的近代西学一样，新闻的学术启蒙直接被救亡运动的工具性运用所替代。新闻事业强大的宣传鼓吹功能，被近代报人直接打造成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救亡工具，救亡模式明显贯穿于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诞生和发展，引领着中国新闻业的实践。在救亡模式下，新闻业首先强调了在改造思想、人心、人性、社会风俗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梁启超的报刊“耳目喉舌”观，严复等关于报刊“通上下”“通内外”的主张，均是针对近代中国信息壅蔽开出的药方。革命派报人则大大发展了报刊宣传的功能，甚至不惜放弃真实客观的原则，实践中报纸宣传也的确发挥了巨大功效。孙中山赞叹，一份好的报纸抵得上十万毛瑟枪，辛亥革命的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 甚至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引入马克思的新闻观和列宁的党报理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发展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以沟通为核心的中国新闻实践

　　不论是西方的新闻理论还是苏联的党报理论，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可以让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新闻学在中国的落地过程也充分展示了这一传统。中国新闻实践并没有体现出以西方新闻理论真实、客观、自由为第一原则和要务，反而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以“沟通“为价值核心的新闻实践与理念。“沟通”既是微观新闻内容选择的出发点，也是宏观新闻业功能和价值的核心。

　　封建社会的邸报系统，仅仅是中央和各地方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对于开明统治者一直重视的民意，囿于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局限，难以搜集并通达上层。因此，当近代报刊进入中国，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实践，他们希望借助报刊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王韬赞许报刊可以“询政行人，问老衢室，途议巷说，靡不收采”，发端于春秋时代的信息采集，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合法存在的历史呼应，甚至成为“王韬办报之哲学”。同时期的郑观应、陈炽等均有报刊可以“通民隐达民情”“防壅蔽”的主张，报刊作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媒介，可以“去塞求通”，有益于社会进步。

　　梁启超提出的“耳目喉舌” 说，形象地表达中国报刊“沟通”的核心价值与功能。“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这一观念强调了报纸作为社会有机体与社会既有组织机构和谐共处、辅助支持原有社会机器运转的嵌入意义和功能。肇始于功能主义的报刊实践，其基础是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当时改良政治运动的时代要求。西方媒体“第四权力”或“第四等级”等独立意识和结构主义的定位并没有被中国社会所接纳。

　　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全重视和继承“沟通”的核心理念，仅仅发扬光大了“宣传”功能，长此以往，丧失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指出：“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观是将革命报刊和报人定位为社会纽带，视其为“先知先觉者”，负有“策其群而进之”的天职。而发展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新闻理论，一方面，管理者沉迷于对宣传的过分相信；另一方面，从业者憧憬于西方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幻想，使得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在“统制”和“股份”之间游移摇摆，最终伴随着政治军事失败而被淘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将其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渠道和手段，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都非常强调媒介沟通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毛泽东曾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刘少奇更提出报纸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均强调党的新闻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归结起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只有坚持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反映人民愿望”。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基础在于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利益的最大程度的“沟通”，其统一的实现是对“沟通”的最大程度和最具理想化的实践。

　　回溯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业，以沟通为核心的新闻实践，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尊重彼此、协商、获取最大共识的内涵，经受住了历史检验，更符合东方和谐秩序的文化传统，为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