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原势力”崛起加速文明化进程——访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

　　在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演进模式。如何正确认识各地区的共性、个性和互动关系，是理解中国史前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也是考古界孜孜以求的学术课题。日前，记者就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等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考古界有哪些基本共识？

　　李伯谦：谈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他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这一框架体系。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遗址或某一段时间的问题，必须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和长时段的时间范围内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

　　中国有着悠久的古人类基础，通过考古工作，我们已陆续发现距今100多万年、几十万年、十几万年、几万年前的遗址，数量众多。最近，《自然》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陕西蓝田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器，但没有发现人骨。测年数据显示，遗址距今约212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比已知的元谋人早了40万年。因而可以说，在距今200多万年前，中国和非洲一样，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出现了陶器。我们现在已知最早的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距今有2万多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陶器距今1.6万年前。前几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1万多年前的陶器，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陶器。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农业起源的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业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发展也随之加速了吧？

　　李伯谦：是的。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聚落开始分化为大中小型，人也出现贫富分化，阶级产生，诞生文明因素。从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可以看到，一些大型聚落的周围修建城墙，挖了壕沟，在城圈内建立大型宫殿基址，还出现了制造陶器、玉器、骨器等手工业遗址。这一转型持续到距今4300年前后。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古国阶段。

　　这期间，有代表性的如西辽河的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让我们印象深刻，在50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只遗留了组织宗教活动的遗迹和遗物，而没有出现一般的生活遗迹。再如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人死后随葬有大量玉器，如代表军权的玉钺，以及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龟壳。应该说，凌家滩吸收了红山的文明因素，尤其是宗教崇拜部分，二者有传承迹象。

　　古国阶段再向前发展就进入了方国阶段。在我看来，方国就是王国，这时出现了中央集权，首领可能是由原来的巫师转变过来的，他集军权、宗教权、行政权于一身，也就是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标志着帝国的形成。在体制上有了很大变化，如分封制被郡县制代替，官吏的世袭制被任免制代替，经济上由过去的井田制变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同地区的发展有不平衡的现象吗？

　　李伯谦：研究文明既要看到不同时期的变化，也要看到不同地区的差异。例如聚落的分化，我认为最早并不是在中原地区，而是在长江中下游，典型例子就是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这是一处崧泽文化的遗址，距今6000—5800年。聚落的中间是人居住的区域，东边是埋葬普通人的墓地，规模都比较小，西边是埋葬贵族的大墓区。人群等级的分化已非常明显。

　　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也发现了长5米、宽3米多的大墓，但随葬的东西很少，只有几件陶礼器和一两件玉器。过去都把这种情况看作是落后的表现，但现在换一个思路来看，可能不是落后。可能是在向文明迈进的路上，地区之间走的途径不一样，以至于文化模式不一样。

　　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同样在文化上，也可以分出不同区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走的都是以神权为主的道路。所有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献给神灵，而对于自身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考虑得少。因而，盛极一时后走向衰落。反之，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走的是以王权、军权为主的道路，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祖先崇拜，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传宗接代和族群的发展，更加务实，具有持久的发展动力，因而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原从仰韶到龙山到二里头再到商，一直延续下来。

　　从古国阶段到方国（王国）阶段，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原来非常繁荣的中心聚落萎缩下去，而中原地区，这个原先后进、落后的地区，却慢慢发展起来。尤其到了仰韶中晚期，彩陶文化辐射得很远，影响力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说陶寺是“最早的中国”？

　　李伯谦：在方国阶段，中原地区诞生了陶寺。它是距今4300—4200年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城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有手工业作坊，有仓储设施，还出现了青铜器、玉器，都城遗址特征明显。结合文献记载，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陶寺就是尧的都城所在。从陶寺开始，中原地区出现了国家，开启夏商周三代。讲中国的历史，最早的中国从陶寺开始，我是很同意的。

　　陶寺和石峁的关系是目前学界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二者关系密切，应该说双方互有影响，它们的根都是仰韶文化。至于说陶寺的覆灭是不是和石峁有关系，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文明的标准，现在谈论得比较多，您认为进入文明的首要标志是什么？

　　李伯谦：是否进入文明，首先看聚落有无分化。文明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在原来基本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出现的。如果聚落没有分化，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文明，不能出现国家。简单来说，在中心聚落，修建壕沟、宫殿建筑，有独立的手工业作坊，有最先进的铜器发明及使用，出现高等级墓葬及高规格的随葬品，外来人口的出现等，这些现象都表明已进入文明。

　　中原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后来者居上，就像滚雪球一样，广泛吸收、融合其他文化，使自身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古代文明化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和根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比较合适的研究思路是什么？

　　李伯谦：考古发现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是参考，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是提供的框架，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以某一个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文明，并达到文明的哪一个阶段。这其中，考古是最基础的，要以每一个遗址的扎实工作为基础，把遗址“吃透”。

　　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哪一个学科都没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考古学发展得也不错，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循正确的方法，通过不断的田野发掘、对发掘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将文献和研究成果相对照，一定会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这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