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驽:早期中国文明经济模式各异
2018年09月28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28日第1546期 作者:何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以考古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证明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走过的是一条多元一体化的道路,从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满天星斗”,到中原一枝独秀“文明核心形成”(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伴随着这一历程,各个先行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从全面繁荣,转变至龙山—二里头时期全面衰落;与此同时,中原和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巨变(参见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6期)。

  在国家政权特征上,表现为以红山、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与王权和军权结合且神权为主的模式,让位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与军权结合的模式(参见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3期)。

  如果再深究一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和发展,之所以走多元一体化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各文明起源中心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经济道路。一条是商品经济基础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条是小农经济基础及其社会意识形态。这两条道路,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中的竞争、对抗与较量的结果,促使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中原小农经济基础社会道路的胜出,决定了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的形成。

  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开始较早。长江下游崧泽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石器和玉器等小商品生产,社会财富积累快。而优秀的工商业主,通过扩大和垄断商品交易渠道、人脉资源以及“上层交流网”,成为贵族,引发了社会的等级分化。这在江苏连云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中已初露端倪。良渚文化则达到了商品经济文明的顶峰,出现了商品经济文明社会的中坚阶层——“中产阶级”。

  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很可能也以低端石器工业商品和水稻商品粮为经济基础,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并且同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沿江石器和玉器工业贸易圈。由于商品经济基础积累财富迅速,因而在龙山时代之前的仰韶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化程度、富裕程度、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黄河中游地区。

  同时期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经济基础不甚清晰,从文化上看,大汶口文化同良渚文化关系更加密切。近年来,山东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及其墓地的发掘,表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存在的特征,显示出商品经济在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到了龙山时代,中国文明起源的进程进入了一个巨变的阶段,随着良渚、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文明与国家走向崩溃。究其原因,学界认为或是巨大的洪水灾害,或是过度资源开发和过度宗教狂热,导致其不可持续发展与自然洪灾发生共振效应。但是,这些解释放在良渚文化身上,可能就会存在问题。

  良渚文化的神权固然非常突出,但是良渚文化晚期的财富是否不足以支撑宗教上的开销而导致社会全面崩溃?是否达到失控的程度?确实缺乏太多必要的证据链条。单纯的“洪水说”,更不足以击垮5000多年前便建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复杂、最宏大、最科学的防洪体系的良渚文化。换句话说,良渚城被洪水淹没的事实,是政权崩溃、防洪体系废弛的恶果,而不是导致良渚文化与政权崩溃的原因。

  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崩溃,既然自然灾害不是根本原因,那么就应该是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出了大问题。良渚文化的商品经济基础出了怎样的问题?目前很不明朗。有学者认为,是良渚文化玉料开采殆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其实,玉器工业只是良渚文化支柱产业之一,其石器、漆器、高端陶器、水稻都是支柱产业,仅仅玉料资源的枯竭,不可能摧垮良渚文化。

  因而,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方面是良渚文化的“一神教”对宗教权利的垄断,可能形成了社会思想或制度桎梏,这一点有考古研究的支撑;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良渚文化晚期,社会政治走向了极端民主化,像古希腊晚期那样,统治集团倾力政权选举更迭,政府行政效率日渐低下,从而导致社会全面崩溃,这一点尚待发掘验证。

  反观仰韶文化的腹地黄河中游地区,虽然史前时期也有些许的商品经济的星火,如磁山、北福地、杨官寨遗址等,但始终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黄河中游地区以庙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与长江流域的民主政治泾渭分明。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道路。虽然在龙山时代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小农政治经济道路的文明化成就,远逊于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良渚文化,但是其集权型政治与社会组织,行政效率很高,抗各种打击能力很强,最终“熬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文明道路的崩溃。

  当然,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并未从此一帆风顺。农牧交错半月带的崛起,以石峁集团为核心,依然选择了农牧边贸的经济基础,与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政治集团“先友后敌”。在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集团甚至征服陶寺政权,使其沦为附属地,被迫为石峁从事经济生产,推测很可能主要生产变质砂岩三棱箭镞、羊毛或羊奶产品,曾一度严重冲击了中原文明化进程。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夏王朝利用断绝同石峁集团贸易的经济手段,导致石峁集团的衰落。半月带的核心转移到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中原地区的小农政治经济基础才得以全面胜出,稳稳地站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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