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以环太湖地区为核心分布区域。

　　在距今7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仍处于社会分化不明显的平等社会，到了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则出现独立埋葬的大墓墓地和中心聚落，进入早期文明阶段，而良渚文化时期则进入了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

　　社会等级分化显著

　　良渚文化有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水稻是其唯一的农作物，且稻作水平非常发达，相关的石器有石犁、石刀、石镰等。茅山遗址发现了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良渚晚期大型稻田区，古城内发现储藏量达数十万斤的碳化稻谷堆积；家畜饲养以猪为主，还有狗，动物骨骼中，家猪的比例普遍达到80％左右。同时，手工业发达，除了陶器、石器等一般的手工业产品，还出现了高端手工业，如玉器、漆器制造业。

　　目前，环太湖地区共发现600余处遗址，根据聚落面积和出土遗物，可分为四个等级：良渚古城为都邑，寺墩、福泉山等为区域中心城邑，玉架山、赵陵山等为城镇，庙前、广富林为村落，聚落分化显著。

　　到了良渚时期，社会等级分化已相当显著，呈现出金字塔状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墓地资料，可分为至少四个等级：最高等级为王陵级别墓地，如瑶山、反山；第二等级为高等级贵族墓地，如姜家山；第三等级为低等级贵族墓地，如文家山；第四等级为平民墓地，如卞家山。

　　长期以来，良渚考古特别注重整体性的认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在1996年划定整体的保护区，是大遗址考古理念最早和实践相结合的地区之一。良渚古城发现之后，进入都邑考古的新阶段。我们循着跳出城圈看古城，先框架、后细节的思路，制定了三年计划、十年规划、百年大计，有计划、有目标地推进古城的考古研究。通过十余年的连续考古工作，揭示出一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都邑。良渚古城的城市结构包括城址区、水利系统、祭坛墓地、郊区聚落，格局完善、规划合理，共发现各类台地300余处。

　　古城框架结构明晰

　　良渚古城城址区面积达6.3平方公里，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格局，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等级差异明显。近年来，宫殿区、池中寺台地、内城南北向主干道钟家港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莫角山宫殿区共发现3处宫殿基础、35座大型房屋基础，并探明了7万平方米的沙土广场，宫殿区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明晰。

　　钟家港古河道的发掘获得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大批遗存，同时发现与制作玉器、漆木器、石器、骨器等相关的遗存，说明钟家港两岸分布着大量各类手工业作坊。由此推测，内城中宫殿区和墓地区之外居住着大量手工业者，这也与城址区无水稻田的发现相吻合。

　　池中寺台地勘探出一片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碳化稻谷堆积，通过试掘和植物考古分析，了解到其中共包含近20万公斤的碳化稻谷，充分显示出城内粮食储藏量之巨大。此外，池中寺东部还发现一处面积达3.4万平方米的人工筑堤形成的大型蓄水池，可能是为宫殿区服务的“池苑”及水源地。水利系统新发现一处溢洪道，结合GIS系统分析，可知水利系统形成的库区面积达13平方公里，库容量约4500万立方米，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郊区聚落共发现230余处，一般面积数千至数万平方米，基本没有超过10万平方米的遗址，这里居住的主要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人群。良渚古城城址区、水利系统均为人工营建而成，土石方量达1005万立方米，规模相当宏大，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完成，显示出当时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和运作能力。

　　以上的考古工作，使我们对良渚古城的框架和结构有了基本的认识，同时越来越多地引入多学科合作，采取多种科技手段，建立了一支包括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矿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护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并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考古机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丰富了良渚古城的细节。

　　例如，关于城墙铺底垫石研究，我们与浙江大学合作，运用野外穿越观察、岩石薄片鉴定等工作方法，较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良渚古城墙周边的岩石特征及其分布状况。运用地质学原理分析了这些岩石类型的空间形态和延伸分布规律，编制了岩石分布图。通过与城墙铺底垫石的比对和运输水路分析，可确认绝大部分铺底垫石来自其周边有水路通达的丘陵山地，它们主要有3个地点：莫角山东北方向3公里的康门—照山附近的低山坡脚和沟谷为主要石源区，莫角山东南方向2.5公里的石山下附近的丘陵坡地为次要的石源区，古城墙四角的雉山、凤山等小丘又提供了少量岩块。此外，分析了良渚铺底垫石的运输工具和运载量，并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计算了垫石工程总工程量。这些成果的获得，使我们能够从筑城这个角度探索良渚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特征。

　　区域文明互动频繁

　　良渚文化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等金属的迹象，其最具代表性的遗物是玉器。良渚文化创造了以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以其作为社会身份和等级的象征，突出反映了权力与信仰这两大主题。在良渚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地位突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环太湖地区并贯穿早晚段，不同区域出土神徽大同小异，几乎达到一神教的地步。总体而言，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神权、王权紧密结合的文明模式。

　　良渚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过多处区域文明或强势文化，包括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中晚期，以及中原地区的仰韶晚期至庙底沟二期、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至小河沿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呈现出满天星斗状。整体而言，中原文化区发展势头较弱，周边文化强势，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对中原的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强烈影响。屈家岭文化的石家河城址和大汶口中晚期的焦家遗址近年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

　　从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良渚文化就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群往来，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出现在海岱地区和珠江流域，就是例证。距今4300年以后，良渚文化走向衰亡，但良渚式玉琮开始出现于甘青地区、江汉地区等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最终汇入夏商周三代文明，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

　　放眼世界，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等，基本处于同一纬度和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它们有着相近的文化发展阶段和文明化进程，是同时期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社会。与良渚同时期的著名遗址或文明，还有英国的巨石阵、苏格兰的布罗德盖石圈、秘鲁的卡拉尔文明和爱琴海的基克拉迪文明，这几处遗址以大型仪式性建筑或精美的仪式性遗物的发现而闻名，被认为是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仪式中心或聚会中心。

　　通过以上分析和对比研究，我们归纳出良渚文明的六大特征：稻作文明、城市文明、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良渚文明既有与同时期其他文明类似的特征，又具有独特的面貌，深入研究和探讨良渚文明并持续开展广泛的文明比较研究，无疑将丰富和深化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研究。

　　良渚文明的论断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随着良渚文化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良渚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已是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伦福儒与刘斌最近在《中国复杂社会的兴起：以良渚为例》一文中，对良渚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良渚可能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体现出国际考古学界对良渚考古成果的认可。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