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是20世纪学术人面对民族外侮的最初反应。我们翻译西方名著，学习西方理论，在西方的学术视野中寻找自我，以西方的视角为中国定位。然而，以西方之眼来凝视中国，总给人一种仰视者或者追赶者的姿态，缺少相互的意味，对世界、自己还是缺乏了解，对其他地区也缺少参照。

　　40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开始以更加主动和充满信心的姿态大步向世界展示自己。因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国外学者或国际舆论率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出了“北京共识”，并在多元现代性选择的高度上来思考、总结和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世界诸国用谨慎的目光在重新发现我们，我们也在世界的眼里重新发现着自己。

　　社会科学知识的繁荣昌盛，既是国家地位、文明声誉、文化认同的前提，也是其后果。但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与积累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海外研究长期以来也多侧重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别文化的多层次和多维度，更缺乏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按长期在中国学习和教学的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依旧缺乏世界性视野”。

　　荒废的时光和曲折的道路，需要全体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只能在一个更为艰难也可能更为漫长的进程中构筑属于当代中国的文明体系及其视角，构建一个属于当代中国看世界、认知世界的视角。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在平等、相互、自由基础之上的学术知识，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西方，了解和认知当前世界，认识当今的中国。我们不能设想传统中国的文明体系不证自明，不用变化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立足。我们只能一边艰难地反思原有的文化去建立内部认同，一边在平等的对视中寻求世界的真正认可。

　　因此，在文化多元、日渐共融的世界与悠久的人类史中重新定义并定位中国，是21世纪学术人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展示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同样是中国学术在新世纪的使命。中国的社会科学从着眼国内到着眼国外，背后有政治关怀，也有经济支持、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尽管还有一些制度、资源方面的限制，但是中国学术“走出去”、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政府到民间的基本共识，并有所切实发展。而人类学将是中国知识界的“眼珠子”和“脚板子”，肩负着这一重任的起航。

　　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逐步兴起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本土培养的民族志工作者开始深入大陆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用当地的语言在一个“他者（other）社会”中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参与观察，真实、具体、全面地展现他们的生活文化，并尽量以“当地人的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来理解他们，并且反观中国。十多年来所积累的一批海外（境外）民族志成果，也基本受到国内外学界的肯定。这种“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的观看实践，既丰富了中国人类学现有研究方向，又推动了世界人类学的跨文化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文明体系的建立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自己的眼睛”，意味着要摒弃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忽视中国文明曾经的伟大，以及1840年之后中国人的多种努力，尽可能尊重地方性和传统文化，从中发掘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与世界对接。

　　“中国人自己的眼睛”，意味着要摒弃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要重新审视曾经高高在上的西方，也需要平等看待同在发展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更要学会以自信、自尊、自强的态度在世界社会的版图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

　　“中国人自己的眼睛”，意味着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性社会科学的范畴内努力发展原创性理论，即不再完全以西方社会理论观照中国社会，而割裂自身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并将其置于一个反现代性的立场。我们要创造出真正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中国范式，在多重现代性中寻找“中国性”，创造一个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新的文化。

　　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平心静气地凝视世界，也是为了更好地凝视自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看待我们众多的民族、丰富的族群与地域文化、细致而曲折的历史变迁与融合，甚至在世界性社会里发现那些被忽视或丢失的“原味中国”，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

　　到海外去，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要尝试做的是把这些成果推广到英语世界、用当地语言推广到所研究国家或地区，使这批学术成果接受“世界人类学群”的检验，也接受当地人的检验。这既是中国在进入世界，也是世界文明在进入中国。

　　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是当代世界的生存之基。在世界社会时代，人类已然浑然一体。当今中国在与世界的相互凝视中，发现彼此原来如此不同，也如此相同。第一，中国形象虽然还是以世界为取向，即必须建立在被世界认可的基础之上，但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王赓武说：“至今中国追求的依然是实现现代化，而且是在不牺牲原有的传统与此前革命果实的前提下，被全世界认可为现代国家。同时，中国将集中精力维持中共革命后形成的‘正常’，来确保中国继承的数千年传统、价值观不改变。”第二，中国形象被世界认可的前提是在内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文化认知和精神认同。否则，当内部尚在整合的时候，对外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首先要以海外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我们要用人类学家的脚板子踏踏实实地去丈量这些国家或地区，近距离接触很多被我们曾经忽略的文明，要在当地语言里听到真实的当地人声音，然后让普通中国人看见真实的海外社会。其次，海外民族志研究要以中国文明的未来发展为取向，即首要问题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能够为中国这个巨型有机体提供以下经验：如何以“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s）的眼光在越来越趋同的物质生活中发现内部早已存在的异质性，并管理异质性、化用异质性，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体格局”。最后，海外民族志研究要在“世界社会”等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中接受世界文化所具有的他者性（otherness），要通过丰富的材料、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思考来表达这些多元性，通过对话、辩论和反思来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

　　海外民族志的学术历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中正在发生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也表明了它正在取得的进步。这样的学术能力和学术传统不是十多年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更多的学者群体、学界共识经历更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的。我希望并且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学术也会如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样，被世界关注，被世界欣赏，被世界珍视，成为世界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一天，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中国学者在做经验研究，而且研究的成果不仅能够为中国所用，也能够为当地人所用，为世界学术体系所认可，我们才可以说，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与世界互为镜像的任务基本完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落内部的社会组织场域及其文化机制研究”（17BSH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