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南非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南非特殊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的是，20世纪初期，南非人类学即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以南非语（阿非利卡语）为媒介的德国人类学传统；二是以英语为媒介的英国人类学传统。前者关注文化、传统与族群，后者则关注社会变迁，两个传统在理念和方法上有很大分歧。德国人类学传统在以南非语为媒介的大学中发展，英国人类学传统则在以英语为媒介的大学中生根。由于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两个传统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然各行其是。

　　德国人类学传统关注文化

　　在南非，以南非语为教学媒介的大学的人类学系，一般称自身为Volkekunde，译为民族学，该词源自于德语。南非语中Volkekunde的核心概念是民族（ethnos）。比勒陀利亚大学南非语人类学专家P. J. Coertze曾这样定义这门学科：“民族学将人类作为一种复合体和创造性的存在来研究，追踪人类的本性和特质，关注人类不断变化的社会有机体，即所谓的民族，这是一个主动适应某一复杂环境和时空存在的过程。”民族学在理论上更加关注“文化”的概念，研究主题是非洲人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更多去描述、限定某个民族的文化，常问诸如“时间”“地点”“是什么”“怎么样”等描述性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的原因分析和理论建构。对文化的关注使南非民族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理念和方法上十分接近，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与克鲁伯有关“文化模式”“文化类型”的研究。

　　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阿非利卡语大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20多年以后才广泛传播开来。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来自不同院系学者的研究内容有些是重叠的，比如班图研究、非洲人生活与语言研究。20世纪40年代以后民族学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分离各民族而不是统一，这与同时期南非政坛变动紧密相关。1948年，以南非荷裔白人阿非利卡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开始了长达46年的单独执政。国民党主张白人至上主义，且公开宣扬种族优越论即阿非利卡人是特殊的民族，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并用宪法和法律使之系统化、制度化，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配合执政党的政治制度，以阿非利卡语为媒介的民族学在国民党执政期间（20世纪40—90年代）在各个大学及政府研究机构中有了一席之地，且迅速成为执政党推行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国策的理论与智力支持学科。正如Coertze所说：“我们必须要坚持不同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与分别发展，必须系统地破除这个国家已然存在且不断增长的民族同化与融合的趋势……南非白人肩负着伟大的使命，这个国家成百上千万欠发达的人们需要白人的帮助与指导，但我们只能做到这些，我们不能陷入整合的下水道。”可见，种族隔离时期，民族学的核心理论与应用是为执政党的种族隔离制度服务，在突出各种族、族群差异性的同时，增强阿非利卡人的民族认同与优越感。

　　英国人类学传统关注社会

　　国内读者对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并不陌生。在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的带领下，人类学凭借对殖民地人群社会与文化的整体、系统研究而迅速发展成一门显学。有关殖民地的民族志研究、理论与方法争锋层出不穷，同时也诞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著名人类学家。二战以后的南非，成为英国殖民地人类学研究的乐土与诞生、培养知名人类学家的摇篮。南非人类学领军人物艾萨克·沙佩拉的学术人生很能说明英国人类学传统在南非的发展和演变。

　　沙佩拉1905年生于南非，父母是20世纪初期移民南非的东欧犹太人。他从小就对身边的南非土著居民感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由早期传教士、探险家撰写的关于南非不同地域文化的书籍。他后来就读于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其间对人类学产生兴趣主要来自于时任人类学系主任的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讲座影响。随后在布朗的推荐支持下，他于1925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成为塞利格曼的学生，并积极参与马林诺夫斯基每周一次的讨论会。沙佩拉的博士论文《南非的科伊桑人》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是当时人类学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1929年他回到南非大学里任教，先后就职于金山大学与开普敦大学，年仅30岁就成为开普敦大学社会人类学主席教授。他用20年时间研究茨瓦纳人（今博茨瓦纳、南非北部的跨界民族），记录茨瓦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研究了茨瓦纳人的政治与法律、基督教对当地的影响、茨瓦纳人的族群构成等，并将茨瓦纳人特有的社会文化呈现给国际学术界。他的作品也被茨瓦纳领袖所承认，是对茨瓦纳人法律与社会历史的权威论述。

　　可以说，沙佩拉振兴了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院并且使社会人类学成为该院的核心课程，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类学家，比如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希尔达·库伯（Hilda Kuper）、艾伦·赫尔曼（Ellen Hellman）。格拉克曼后来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立人类学系，并形成人类学历史上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多数人都在非洲做田野研究，强调用细节、个案来说明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冲突的社会机制，进而开创了“冲突论”与“情境论”的先河。希尔达是同一时期南非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她对斯威士人王室阶层的研究堪称经典，还关注纳塔尔省的印度人社区。另一位杰出女性人类学家艾伦是南非种族关系研究的先驱，毕生致力于改善南非黑人的教育、福利和种族关系。总体来看，以英语为媒介的人类学家更注重对某族群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研究与分析，同时强调文化接触与融合以及社会变迁。他们更关注移民劳工、城镇化等现实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单一封闭的部落文化。

　　南非人类学的局限与贡献

　　殖民时期，南非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在意识形态与研究理念上存在冲突。但是，在研究内容上，二者有诸多重合之处；从研究视角上来看，二者都是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视角，俯视、同情并阐释其统治下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这是殖民人类学固有的障碍与局限。早期殖民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并不与当地人平等地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挑选几个懂英语或阿非利卡语的报道人，付给他们报酬，请他们回答相关的问题。以如此方式获得的田野资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尽管如此，南非人类学对社会人类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南非不同种族与族群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与信仰、制度与艺术、融合与变迁……都被人类学家们详细记录下来，成为今日我们从事南非研究珍贵的基础资料与历史文献。然而非洲人类学的历史包袱如此深重，以至于在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大陆上掀起的反殖反帝浪潮席卷下，人类学家同殖民官员、传教士一样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女仆而被赶出非洲。随着20世纪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下台，以阿非利卡语为媒介的南非民族学与以英语为媒介的社会人类学，都面临着存在抑或消亡的生死危机。

　　作为一门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研究立场及方法存在严重不平等的西方学科，人类学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发展举步维艰。幸运的是，人类学一直是一门擅长自我反思与调适的学科，人类学者总是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下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与方向，从而更适宜地发挥人类学的作用。南非各行其是的两大传统最终于2001年合二为一，成立了“南部非洲人类学联盟”（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简称ASnA）；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习俗到时事热点，从社会实践到理论批判。南非的人类学者还能够申请到来自国际、国内基金会以及NGO的经费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充分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创作出好的作品。所有这些都使人相信，人类学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生机盎然地发展下去。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14CSH007）、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18年赴非调研项目（FF201801）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