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类学德国研究”，通常是指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将德国作为研究地或将“德国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他者的视角”很明显。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指出，人类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批评形式，是人类学者早已对社会作出的承诺。他们强调的是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也即对美国文化或更大范围的西方文化的批评。经典人类学中对他者和异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带有反观自我的意图，是“用边缘来看中心的缺失”。社会批评的锋芒指向甚至形成了对照——对待自己的社会是“激进主义者”或“社会批判者”，而对待所研究的异文化则是“保守主义者”。本文中权且称此为“人类学社会批评的传统立场”。

　　人类学界也存在着另一种社会批评立场，例如在“人类学德国研究”领域里不少研究的批评锋芒指向德国社会而非研究者所属的社会。所谓“人类学德国研究”，通常是指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将德国作为研究地或将“德国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他者的视角”很明显。相应的英文表述有“anthropology of German studi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Germany （German society）”或“Germa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人类学德国研究始于二战期间，“德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由于美国人类学家当时的“敌国研究”。

　　如果说二战时的对德研究旨在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战略和道德策略等方面的帮助，那么二战之后“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就隐约带有社会批评的意味了。例如，通过研究“德国人的国民性”来探究“德国为什么会出现纳粹统治？”或“德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覆辙？”直接将社会批评锋芒指向德国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由于“两德统一”在德调研的非德国籍人类学研究者大幅度增加。1999年德国图宾根大学甚至组织了一次人类学德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最受媒体关注的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学者东科（Flavien Ndonko）的研究。东科描写了德国社会与宠物狗相关的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并分析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很明显，这位非洲人类学家的批评锋芒指向他所研究的社会，而非他来自的喀麦隆社会。由此可见，有关人类学的社会批评立场和实践，在世界人类学中呈现了比经典人类学更为复杂多样的图景。

　　“人类学社会批评的传统立场”也并不是那么一成不变或稳固的，对它的反思也一直存在。一些批评者认为人类学家对他者或异文化的描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对这些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似乎重视不足或欠缺必要的社会批评视角。从人类学的学科史发展来看，“人类学社会批评的传统立场” 实际上根植于“批判人类学”（critical anthropology），简而言之，即人类学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社会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洲人类学家东科的研究恰恰就是在批判人类学的这一脉络之中。

　　而笔者在德国的田野调查经历，又折射了人类学与“社会批评”的另一种关联，即在民族志研究中探究当地人的“社会批评”实践。这里以笔者在德国施瓦本地区聚焦手工艺者的一项调研为例（摘自2007年对一位陶艺家的访谈，K代表基达伊希先生）。

　　K：产品最好能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产品使用的环境相适宜并且符合特定使用者的特征和需求，这样的产品才真正可以算得上是“文化”。个体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有文化”的产品。实际上，工艺作坊和手工艺者能够生产具有这些特点的产品。但问题是，人们没有钱去购买这些好产品，所以只能转而接受那些廉价的工业产品。而我认为，如果整个经济是有秩序的话，这个钱应该是在的，人们原本可以有更多的钱去购买真正好的东西。

　　周：您所说的“有秩序的经济”指的是什么？

　　K：（沉吟着）嗯——，有秩序的经济应该去除那些不必要的生产过程，或者是，省掉那种不必要的程序和不必要的工作。

　　周：具体而言，哪些工作是不必要的呢？

　　K：比如说，（国家）制订出了那么复杂的税收制度，这样人们就得请税务顾问。有人弄错了，或是别的什么，还得请律师。非常多的工作和麻烦。

　　周：我在田野调查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德国税收制度的复杂。

　　K：再比如，货车在整个欧洲跑来跑去，连酸奶、蔬菜都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在荷兰甚至东欧生产，然后再运到德国。这些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非常多。又比如，像那些军备生产和军事，这个很明显，先毁坏，然后再重建。所有这些，还有资本主义整个机制问题。把利润从特定的人群里抽走，人们原本是可以拥有这些财富的。这个机制很糟糕，当然就拖坏了整个国民经济。而人们也就只能通过更多的工作来使得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去。假设这些钱仍然在人们手里的话，他们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加重口气，笑着说）他们就能买真正的好东西！或者，他们可以受教育，或是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也可以学些艺术、音乐等。

　　田野调查就这样出乎意料地从“手工艺、技艺、工作、艺术创作、生活史、职业生涯”等这些关键词转向了被访者的“社会批评”，更具体而言即“资本主义批判”。笔者在博士论文的结语中曾认为：如果说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呈现出一种相对人性化的一面，那么这里讲述的有关德国反向运动的故事，是在说明这种经济特征是由来自不同阶层的行动者思考、抗争、协商或妥协而来。或许我在德国做实地调研时的意外所得本身就值得回味，我曾在一位陶艺家那里做访谈，结果居然发现他对资本主义批判很有研究；碰到一位写地方史的退休人员，却原来他曾是工会旗下的知识分子；进入一家私有企业调查，结果有被调查者建议我好好去了解一下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企业。这些或许是巧合，但巧合得意味深长。

　　实际上，近年来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有更多的学者开始透视行动者的“社会批评”。学者聚焦被研究社会中某些成员对自己社会的批评，观察和分析他们如何运用“批评”来呈现自己的意见、进行成员间的互动甚至展开社会运动和政治博弈。“对批评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critique）和“对批评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critique）值得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同仁关注，“对批评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对“批判人类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那么，“对批评的人类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德国研究有何启示？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种进路值得继续探讨。第一，在人类学德国研究中，研究者的批评视角与被研究者的社会批评是值得对照分析的，类似于将“人类学者的批评”与“他者内部视角的批评”进行某种并置。第二，将德国公民的社会批评作为理解其文化建构、制度博弈和社会变迁的某种路径。当我们试图描述德国文化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时，必须摒弃那种将文化和制度视为静态、恒久的观念和做法，而将它们视为不同价值观通过相关行动者的实践在动态对峙中所形成的某种阶段性的平衡，透过“社会批评”来分析这种动态平衡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当代德语地区社会人类学的新格局和研究前沿” （16NDJC172YB）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