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第一次到泰国开展田野调查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在这十几年中，笔者个人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海外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当笔者于2003年到泰国开展田野调查时，几乎所有的泰国人都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对此，笔者有所不解。后来笔者才发现，日本的学者、商人、企业、学生和背包客遍布泰国；泰国虽有相当多的华裔国民，但中国人在泰国社会里的可见性并不高。时隔十年之后，当笔者再次回到泰国，曼谷的出租车司机会用中文说“你好”；房东威诺非常兴奋地说“中国现在繁荣发达，将会超越美国”。2017年，在8年之后再次访问清迈的时候，清迈街头的种种中文标识、成群的中国游客和把清迈当作创业摇篮的来自中国的“90后”带给笔者强烈的“文化震撼”：无法再回避中国与泰国之间的现实联系。笔者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今天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是研究他者，还是研究我与他者——或者说我们。

　　凸显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

　　关于海外民族志，如王铭铭所言，“所谓‘海外民族志’，乃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从中不难发现，他强调了国内与国外、本民族与异民族、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区分。其他学者的观点与此也多有契合。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国外社会，这当然没有错，而且直到今天到海外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仍然是海外民族志研究最核心的要求。但是，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我们不断在海外遭遇来自中国的流动的人群、商品、资本和科技，当中国元素在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海外民族志研究当中所凸显的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

　　笔者用“中国的跨国性”一词来概括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方式。毫无疑问，跨国流动现象自古有之，近年来更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深入到每个社会的内部。但是，中国成为跨国流动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场域却是近十几年来的新现象。中国的跨国性指的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以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普遍参与跨国流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新现象。这一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越来越频繁地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流动，既包括民间层面的出国留学、旅游、工作、志愿服务、探亲等现象，也包括由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推动的以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援助项目等为代表的各种现象；二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无论是旅游、寻找商机，还是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引进人才，他们都在与中国的普通人打交道，连接起中国与世界，并成为中国地方社会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跨国性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条件的出现为中国的跨国性提供了重要支持。无论是中国的高铁项目，还是在全球旅游热点地区针对中国游客推行的手机支付方式，都使得今天中国的跨国性带有明显的现代科技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资本与商品生产的规模使得中国的跨国性体量巨大，而且对国外的地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要理解中国的跨国性的复杂过程，海外民族志研究必然有所担当。一方面，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开展深入的民族志调查，在跨国流动现象中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对于跨国流动现象的调查也需要研究者运用其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的基础，深入地方社会，看到中国的跨国性的现实影响，并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这种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跨国性也对传统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比过去更需要看到中国的跨国性网络当中不同空间节点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突破单点研究的局限，开启对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大胆尝试。此外，要理解中国的跨国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与差异，就更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和团队研究。

　　洞察中国的跨国性

　　关于中国的跨国性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涉及很多研究议题。我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几点看法。

　　一是需要研究中国的跨国性对国外社会的影响以及国外社会面对中国的跨国性时的应对策略和复杂心态。无论是人数庞大的中国游客，还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商人，都可能对当地社会造成一定影响。面对中国人，国外地方社会如何通过各种策略加以应对，双方如何在彼此的误解与摩擦之中进行协商，国外社会精英如何表达他们对于中国的跨国性的看法并引导大众媒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是在对海外中国人的研究方面，不仅要看到他们如何适应国外地方社会，也要看到他们如何在当地社会生产出新的文化景观。例如，中国的宗教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特点，儒释道、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并行不悖。这种包容性的宗教景观也伴随着中国人的跨国性而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在非洲，我们可以在当地社会看到华人的宗祠、关帝庙和佛教寺庙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的跨国性中的信仰网络，也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文化景观。当然，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些文化景观如何介入到当地社会的公共生活当中。

　　三是需要研究中国的跨国性如何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产生连接。19世纪以来，大量中国人以劳工身份散布到东南亚和美洲等地，并在当地形成了华人社会网络，尤其以东南亚和北美为最。今天，当中国人大规模地在这些地区流动时，当地原有的华人社会网络将会被激发出新的活力，并与当代中国的跨国性形成连接。罗杨已经关注到东南亚地区的新老华人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既有竞争和冲突，也有合作与互助。

　　四是看到中国国内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的跨国性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国内的社会转型可能为中国的跨国性提供动力。项飙的研究展示了东北下岗女工如何在生存重压之下前往世界各地打工。刘兴驰在非洲某国的研究也讨论了国内房地产市场与一些房产商到非洲去实现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另外，中国的跨国性也将影响到国内的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方向，如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机遇。他们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穿梭经历必将带来新的理念和新的诉求，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是从在华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跨国性在国家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都还存在各种现实阻力。中国的跨国性不仅意味着中国人走出去，也意味着外国人走进中国。已经有不少中外学者针对广州的非洲人、浙江的外国商人开展了长期研究，既展示了他们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经历，也反映出他们在跨国婚姻、长期居留、子女教育等方面遭遇的现实困境。在华外国人如何获得公民身份或合法居留身份，如何发挥他们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如何将他们视作中国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因素，都是未来我们需要探讨的话题。维也纳大学的博艾敦（Adams Bodomo）教授指出，在中国勤恳谋生的非洲人是非洲和中国之间实现合作的现实桥梁。在关于中国的跨国性的研究当中，我们至始至终都需要正视普通人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迈出国界的勇气，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一般研究项目“中国—东南亚交互人类学体系的内涵与建设途径研究”（CCSIC2017-YB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