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ethnography）源自两个古希腊语词根，“ethnos”意即人群，“grapho”则是书写的意思。西方的“民族志”传统源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他依靠走访各地获得的大量素材，以希波战争为主线，串起了亚、非、欧三大洲各民族的风俗和传说，因此近代以来也被誉为“人类学之父”。就渊源而论，民族志与人类学密不可分。

　　20世纪，“科学民族志”的崛起和“写文化”的批判大大推进了“民族志”的文体演化。前者将科学的理性和严谨导入民族志写作规范，后者则用传记、独白、对话等体裁大大拓宽了民族志的深度和广度，使它跳出了“书写特定人群的方方面面”的传统，进入了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但无论如何变化，民族志的雄心始终在于深入而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并提炼出新的理论和概念。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民族志并不排除动用图表、数据、文献、意义阐释和语义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但是它最为各学科所倚重的特点，还是在于展现群体内部的微观互动和日常生活。毕竟，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靠其他研究方法难以获得。

　　海外民族志与以往国际关系、世界史和外交学的区别也在于此。这种基于对国外异文化的长时期田野工作，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民族志作品使我们可以不必仰赖二手材料来研究国外。正如高丙中所言，民族志为我们的海外研究凿通了活水源头，夯牢了实事基础，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设施”。而其完整、鲜活地展现异文化的能力，也是被国别、学科等框架分解得支离破碎的传统海外研究所难以取代的。我自己的田野研究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的田野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研究对象是当地的社会组织，包括一家教会和一间俱乐部。在都市中的田野工作有别于乡村，接触的人多，但聚散无定，因此我通过给每个人写“传略”的方式来帮助记忆。通过不断更新田野笔记，一次次的会面和交流能汇成一篇篇连贯的个人生活史，帮助我去了解复杂的当地社会风貌和众生百态。

　　朗是我的关键报道人之一。他的家史堪称一代移民的缩影，映射出在这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变成澳大利亚人”的。

　　朗的母亲是立陶宛的难民，在二战中农田被烧光了，只好出来逃荒。她和几个人躲在乡下，有时候只能吃草。一个农民发现了他们，德国人就把他们送到了德国去做工，生产军事装备，具体说就是士兵用的手电筒。德国被解放后，他们碰巧在盟军占领区内，就被送到难民营里（后来不叫他们难民了，叫再安置人口（displaced people）），在那里工作。1947年的一天，他们被领到几张桌子前，上面分别贴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字样，都是需要劳动力的国家。她挑选了澳大利亚，因为她想离纳粹越远越好，而且她以为澳大利亚是个遍地水果的热带国家。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异常干旱，她当即大哭了一场。那时澳大利亚政府不要这些移民的路费，只是规定他们来了以后要服从分配工作两年。她被分到了堪培拉，在医院里做护工。

　　朗的父亲是澳大利亚本地人，二战后认为堪培拉很有发展前途，就来这里做生意。他生病住院期间认识了朗的母亲，出院后不久就与她结婚了，那时候离她抵达澳大利亚还不满两年。政策规定，与澳洲人结婚的人自动获得国籍。当时的习俗是妇女婚后在家工作，怀孕的必须辞职，所以他母亲就可以不用工作，专心照顾家庭。可惜朗还不满1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后来与一位立陶宛移民结婚，所以他实际上从小是在一个说立陶宛语的家庭长大的。

　　每周，朗都要跟随父母去天主教会做礼拜。当时布道用的完全是拉丁语，他总是在下面昏昏欲睡，唯一一句英语是最让人开心的话：“结束了”。有时候家里的长辈来玩，还会考他立陶宛语单词，如果答上来了就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微笑。母亲虽然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英语却始终说得不好。一次他的同学来家里玩，听见母亲的口音之后很吃惊地说：“原来你是个外国佬（Wog）！”

　　苏联解体后，朗终于陪母亲回了一趟立陶宛。可是此后她说再也不要回去，因为一切都变了。

　　成年后的朗曾在军队服役，退役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拿到了社会学和犯罪学学位，并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直到退休。他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样热爱体育运动，平时常玩篮球和足球，业余爱好潜水和音乐。他成年后与天主教只保留着形式上的联系，但是也不喜欢各种新教教派的喧闹，于是选择了一家名为“基督教社群”（Christian Community）的教会。这家受奥地利思想家Rudolf Steiner启发的教会主张包容各种信仰，崇尚自然教育，礼拜仪式安静而肃穆。教会有实践其独特教学法的幼儿园，他的女儿就是在这里接受了学前教育。如今的朗和妻子住在堪培拉，儿子和女儿常带着孩子们来欢度周末。

　　朗的案例应该能引起国际移民、国际政治、世界民族以及近现代世界史方面研究者的兴趣，但是无论哪个研究领域，似乎都无法概括他丰富而精彩的身世和经历，也无法呈现出其中的复杂性，更不要提其他如宗教、体育等重要的当地文化生活了。这一方面与偏重量化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有关，属于社会科学中争论的老问题。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以往的学科没有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因此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只能泛泛而论，依赖于流行的各种宏大叙事和宏大理论，却看不见社会生活的细致肌理，或是德勒兹说的“褶子”。

　　我们常抱怨西医的分科施治是把人“大卸八块，各管一边”，呼吸科与骨科无关，皮肤科不管耳鼻喉的事，而我们本土的中医则代表了标本兼治的整体医学观。但是说到社会科学的海外研究，这种分科治病的思维反而成了我们的痼疾。如何突破以往的呈现方式，完整地将一个海外社会鲜活地展现出来，进而成为我们思考的真实对象，在这方面，民族志恐怕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

　　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清楚，无论定性还是定量，经验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结论的有效性。如果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概念和理论，对经验材料准确性的要求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我们对海外的认识无法完全依赖译介国外经验研究成果的原因。研究取向不同，概念体系不同，使得我们在借鉴这些成果时，仿佛在透过潜望镜的折射来观察对象。要了解对象，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抛开潜望镜，用我们自己的手脚和五官去感受异文化。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真实和动态地把握住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更有益于生成我们的学术主体性。

　　需要说明的是，海外民族志并非是对以往海外研究的否定，而是一种拓展和补充，是人类学者借鉴了以往学界研究成果之后的再出发。中国对海外的了解，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好的风俗才能孕育好的制度。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之后则体会到，社团生活才是民族精神的基础。而我们以往对国外社会、民情的研究，无疑是远远不够的。近代中国的坎坷历程使我们在了解世界方面落下了许多功课，这些知识方面的缺陷如果不去补足，无论是对了解国外还是输出价值而言，都是不利因素。在国运日隆的今天，依靠海外民族志去补齐这些知识短板，不仅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需。

　　朗的家世在澳大利亚并非孤例。这个最先由英国移民建立的国家依托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吸引海外移民。今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公民出生在海外。随着白澳政策被多元文化政策所取代，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从英国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再到亚洲、中东和非洲，其社会日趋多元，主要社会矛盾也随之变化。朗的故事正是一代移民及其后裔的缩影，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个澳大利亚人组成了各种社会组织，又组成了整个澳大利亚社会。了解他们，才能了解这个新兴的国家。只有在与他们的比较中，才能定位我们自己。这就是海外民族志的初心和愿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