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敏:“相互成全”——海外民族志实践的最大价值
2018年09月07日 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7日第1532期 作者:康敏

  当下,海外民族志最容易让人产生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它能够通过了解异文化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利他主义的想法则是通过了解异文化帮助对方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海外民族志作为研究海外社会的知识成果,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但如果将这些影响当成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首要目的,就低估了人类学这一学科和海外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内在价值。本文将着重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论述海外民族志在人类学内部,以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相互成全”。

  与家乡人类学相互成全

  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接受了西方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前往异域开展田野作业,并撰写民族志。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各高校的人类学学位论文还主要以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即使那些在海外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也大多选择了一条“家乡人类学”的道路。将海外社会作为自己的田野调查地点,以规范的人类学方法进行长时期的参与观察,用中文写就针对中国读者的民族志,只是最近十多年才有的事情。

  海外民族志的出现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到一定阶段对社会科学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人类学恢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海外民族志使中国人类学界注目的方向从“由外向内看”变为“由内向外看”。视线的转向不仅意味着我们拓宽了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正在成为强大、独立和自信的知识生产主体。家乡人类学在国际社会上的成功只是说明了我们能够表述好自己,未来海外民族志的成功才能证明我们也能够表述好他人,我们也有意愿和能力参与世界人类学的形成。有家乡人类学的历史和积淀作为支撑,青年学者们的海外民族志实践才能底气十足;而有了海外民族志的拓展,本土人类学提出的理论和概念才能在外部世界得到检验,从而摆脱自说自话的封闭局面。海外民族志与家乡人类学的相互成全,必然会给中国人类学乃至世界人类学带来全新的格局。

  与外语教育相互成全

  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只开设了43 门外国语言,但12年后的今天,语种数量增加到98种。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仅在语种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外语类高校,为国家的外语能力建设培养和储备着人才,而且在过去10年里,它启动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发展壮大了一批非语言类专业和学科。对此,很多人的理解是:语言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所以我们需要发展“语言+专业”的培养模式。这样的理解有道理,但不够全面。在我看来,非语言类专业的发展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培养语言类专业的学生,帮助他们不再仅仅把语言视为一种工具和技能。众所周知,一门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非语言类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到语言文字的魅力,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反过来说,没有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了解,就不可能对文学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精通某一门语言。

  在诸种社会科学当中,文化人类学是比较适合外语类院校建设和发展的方向。首先,它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鉴赏能力和对异文化的包容心态,这对于将来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外语类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文化人类学能够发挥外语类学生的专业优势。民族志方法历来强调研究者要掌握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甚至方言。相比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外语类(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进入田野语境,所以在本科阶段掌握某一门外语之后再攻读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是一种理想和可行的专业复合方式。当然,我国当前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实践也需要大量精通对象国本土语言的学者前去开展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因此,海外民族志与外语教育是相互成全的。

  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成全

  最近2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与兴盛有目共睹,然而我们对海外社会尤其是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缺乏充分了解。笔者曾经分析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外语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师资结构、成果数量与质量,发现英语专业一语独大,“长期以来对于英语重要性的强调使得一些同样有着强烈社会需求的语种被忽略,或者说它们的发展速度远远不能满足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在亚非地区广泛使用的当地语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非通用语教育和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广阔舞台。海外民族志实践的深化和拓展,也必然会为倡议的顺利推进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一手数据和国情分析,从而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各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海外民族志能够让那些人们在某个文化中早已“习以为常”的行为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通过视角的转换,通过移情和模仿,我们学习如何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人类学家发自内心的“天真”有助于“我们”成长为有道德担当和负责任的文化群体。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成全

  目前,国家和社会大众都迫切需要关于海外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也迫切要求改变当前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然而,我国学术界所生产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还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当我们具备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之后,海外民族志的书写不仅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界一个新的突破口和生长点,还应该成为学术界生产海外社会知识的重要方式。通过海外民族志的持续书写,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群体就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全面、更细致的异文化社会的清晰图像,能够将支离破碎的个人经验和学术生产联结成共同的知识基础,供不同学科、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进行比较和探讨。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成果的积累,也必然会反过来哺育海外民族志实践者这一群体,激励他们做出更加出色的研究。

  中国从来都在世界之中,正如“我”从来都离不开“非我”,不管这个“非我”是自然,是器物,是文化,还是人和国家。我们希望建立的美好世界应当是一个“相互成全”的世界,而不是相互敌视与排斥的世界。我们的知识生产不应当是为了将他者视为工具和途径,而是要在成就自我的同时成就他者,成就整个世界,他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目的。“相互成全”这一本质才是海外民族志实践的最大价值。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在文明的交汇处——婆罗洲的社会文化变迁”(15JT001)资金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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