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海榕 鲁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2018年08月03日 08: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3日第1507期 作者:赖海榕 鲁鹏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在近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先后生成了“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学派”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关系理论”)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弥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时存在的不足。“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以道义为导向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机制,从而与以物质实力为导向的权力转移理论区别开来。“上海学派”提供了共生国际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阐释,从而超越了自由制度主义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偏好。“关系理论”则提供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逻辑,以此修正了包括英国学派在内的,试图将西方理论简单应用于分析中国外交的尝试。

  上述阶段性成果,不仅为中国学者分析国际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西方学者理解中国对外行为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而初步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困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理论缺失问题。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何立足于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理论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扩展。虽然社会科学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印记,但只有超越这些时空和文化限制,让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才能使理论被广泛理解和接受。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时,如果所选取的核心问题过于狭隘,就会限制理论研究的范围,从而影响到理论适用性以及理论在学科内的被接受程度。在理论适用性方面,“关系理论”受到核心问题的限制较为明显。“关系理论”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崛起”作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一核心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理论建设阶段性成果的获得,但从长远来看却限制了理论构建者的视角。由于将理论研究的范围局限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这有可能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既无法解释中国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动逻辑,也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迁。这就极大限制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影响到中国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之外的接受程度。相比之下,“道义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权力中心转移问题的界定和“上海学派”关于国际体系共生改良的探讨则因为超越了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简单的问题,从而有可能生成更具适用性的理论知识。

  第二,理论现实解释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虽然在理论是否应该预测未来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是在理论是否应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的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论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也不管研究者在理论构建实践中所遵循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什么,其所创造的理论都应该能够解释国际关系现实。现阶段出现的三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观点,虽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但其解释力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例如,“关系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关系性行为逻辑,也应该能够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实践所遵循的行为逻辑,同时还应该能够解释近现代中国外交的行为逻辑。这是因为“关系理论”要提供的是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外交行为逻辑。“上海学派”和“道义现实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理论创新性有待进一步发掘。理论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核心概念的原创性。理论创新并不等于主观想象出的新名词或新概念,而是要立足于国际关系现实,在充分理解现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学派” 还是“关系理论”,都需要明确各自的核心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凸显中国概念的独特性。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在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辨析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道义”“关系性”和“共生”等中国概念与英国学派以及建构主义讨论的“国际合法性”、曼海姆提出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和自由制度主义坚持的“相互依赖”等西方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并没有得到认真细致的辨析。这就导致中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有可能成为西方已有概念的翻版甚至简化版,从而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理论的创新性还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认识论的原创性。除了核心概念的中国特性之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还应该体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在这两方面都另起炉灶,但一定程度的创新是不无裨益的。然而迄今为止,除了“关系理论”之外,“道义现实主义”和“上海学派”在这两方面的尝试却少之又少。“道义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结构现实主义相比有何突破,“上海学派”的研究路径和英国学派有何区别,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理论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是要努力解决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存在着从核心概念界定到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到单个理论的自我提高与自我完善,也限制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因此,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现有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理论的适用性,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进一步挖掘中国理论的创新性,以争取更大的中国理论成果。

  二是要在理论之间开展批评与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固然有遵循社会科学知识生成一般模式的原因,但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批评与相互借鉴也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几次大争论是西方理论相互批评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第三次争论之后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融合则突出反映了西方理论相互借鉴的一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也有很多值得相互批评与借鉴的地方。比如,遵循科学研究方法的道义现实主义者对于“关系理论”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上必然有不同意见,而遵循中国哲学传统的“关系理论”者对于“道义现实主义”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上也难免会有自己的看法。如何促进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批评,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进而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是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第二个任务。

  三是要营造既严肃又包容的学术氛围。构建原创理论的难度要远大于对理论进行质疑与批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实现质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原创理论体系的成功生成。因此,中国学术界一方面要严肃审视现有中国理论,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理论的完善和提高;另一方面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不足之处,最大限度地给予各种理论观点以支持和包容。中国理论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来之不易,是中国学者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辛勤结晶,值得珍惜与呵护。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只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唯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能在今后取得更好的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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