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悠久博大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世界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和认知思维方式凝聚了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智慧探索，在鲜明的民族特色中蕴含着相对的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民族智慧的恒久价值

　　“通天下一气”“太虚即气”，肯定了宇宙的客观实在性；“道法自然”“天行有常”“理在气中”，主张尊重客观规律而积极作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揭示了宇宙的最基本规律即阴阳、刚柔对立面的相推互转、变易日新。“阴阳大化”之“气”通贯宇宙而形成“物”“生”“心”的有机整体，人类的真正自觉既在于“赞天地之化育”“裁成、辅相”，顺应自然、引导自然臻于完善；又在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破除“我”之私蔽而实现天人和谐。先哲仰观“天行健”、俯察“地势坤”，熔铸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之完美统一的民族精神。这种气化一体、阴阳相推、生生不息、天人合一、自强厚德的天道观和人生观，奠定了中华民族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的思想基调。

　　从“敬德保民”“民惟邦本”到“仁者爱人”“民贵君轻”，中华传统民本思想陶冶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担当情怀；“贵生”“养生”与“知生”“珍生”绵延相续，肯定生命与生活之价值；“义利之辨”“理欲之辨”蔚为大观，彰显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紧张与统一；“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一本而万殊”相映生辉，追求多样性统一的理想境界。这种尊“生”、重“民”、崇“仁”、尚“和”的价值观，熔铸了中华民族的人道自觉与和谐理念。

　　源于《周易》的阴阳辩证观念影响深远，从“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到“一物两体”“无独必有对”，从“损益”“观复”“两端”“辨惑”“反衍”到“通变”“解蔽”，都体现了民族特色的对立统一思想。这对治国的“居安思危”“修己安人”、军事的“奇正相生”“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医的“法于阴阳”“八纲辨证”、教育的“学思并重”“博学反约”、建筑的“象天法地”“景藏境深”、人生的“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同时也凝练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深湛智慧。这种基本智慧通贯于不同时代而不断创造与完善，“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

　　在综合创新中生成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的悲惨遭遇，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独自生成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智慧，“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迫使中西文化走向会通。五四运动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对立互动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何处理中、西、马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现代思想家大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但在其转型路径上则见仁见智。“西化论”者反对“复返中国固有文化”而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严重忽视民族文化的独特贡献。“中体西用”论者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或“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虽倡导融合中西乃至挺立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但“儒家资本主义”却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唯有马克思主义真正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毛泽东认为墨学等是“古代辩证唯物论”，把“实事求是”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理论精髓；张申府主张易学是“具体而微的辩证唯物论”；张岱年肯定张载、王夫之等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唯物论乃中国固有的真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赋予大同理想以科学论证、现实基础和正确方向，而且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天下归仁”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社会理想相融合而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其博大深邃的睿智卓识和无比磅礴的真理力量，指引着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生成为当代智慧，就必须主动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和有机融合，“集大成，得智慧”。对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国外文化，要坚持客观分析与取精用宏，“以我为主”而“兼收并蓄”外域先进文明。当代中国智慧创造的最关键环节，是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既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又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只有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才能不断生成新的中国智慧。

　　在实践中创造当代智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当代中国智慧不仅“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是创造当代中国智慧的根本源泉和雄浑动力，以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是创造当代中国智慧的基本导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辩证唯物论”生成中国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统一性原理、事物矛盾运动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探索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理念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发展观。汲取了传统民本、知行思想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实践第一”的首要观点，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融会唯物辩证法、中国传统辩证思维、西方“实验加数学”的科学方法和逻辑解析方法，确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是更新民族思维方式的必由之路。

　　创造当代中国智慧，必须面向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忘本来，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但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吸收外来，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或“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实践证明，“综合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的智慧创造之路，必将在民族复兴和人类发展中愈益彰显其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北省中医院中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