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一方面不断把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思想文化提升，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在差异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思想的创新发展，造就了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

　　中华思想是社会实践的精神凝结

　　任何思想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华思想首先是在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日益丰富。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产关系是原始公有制，形成了原始公有观念、集体观念。因为对自然力量难以克服，人们产生了各种图腾崇拜，渴望在自然界中找到战胜自然的力量。“龙”文化就是自然崇拜的观念遗存，并在日后的思想发展中得到提升。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私有制开始出现，“家”“国”观念得以产生。

　　进入奴隶社会，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礼”成为维护奴隶制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开始新旧转换，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礼崩乐坏”。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迅速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产生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以及“仁”“义”“诚”“信”“道”“法”“名”“实”等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巩固，“大一统”思想产生并不断发展。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选择，儒学被改造成为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思想，并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进入近代，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转变，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日益展开，封建意识形态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实践。内生性的文化复兴运动开始出现，外来的各种思想涌进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把中华优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结合起来的中华新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不仅引领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伟大胜利，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而且引领中华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思想是多种思想融合的结晶

　　中华思想是由多种思想逐渐融合而成的，思想资源多样性及其在差异融合中创新发展，是中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典型特征。

　　中华文明发端之际，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特质。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多处文明中心，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长期共存。华夏族与其他部族杂居共处，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等明显不同，不同部族按照所处方位被华夏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与北狄等。在长期交往中，有的部族与华夏族组成部落联盟并最终融合其中；有的长期与华夏族通婚、商贸等；有的则与华夏族处在敌对关系中。不管怎样，相互交往使得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兼容并蓄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夏朝时期，东夷是华夏族的主要对手，二者之间的战争贯穿夏朝始终。代夏而兴的商，本身出于东夷，灭夏之后的东夷文化与夏文化融合，东夷也融入华夏族中。代商而起的周，兴起于西戎地区，虽本属华夏旧部，但长期与西戎共处。西周前期，在夏、商文化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中华思想初步成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渐失“共主”地位，诸侯间相互征伐，引起思想的大交流、大融合。以周、鲁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楚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以及北方的燕赵文化、西部的秦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等，相互交流和启发，儒、墨、道、法等思想并存交锋，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重要思想家先后出现。孔子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身为殷商后裔，对夏文化做过专门考察，而最钟情周文化，通过综合、融汇、改造三代文化，创立了儒家思想。南方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思想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汇的产物。

　　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创新发展

　　先秦的思想融合还只是中华本土不同文化的融合，而中国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则是中华思想对外来思想的成功吸纳与融汇。佛教是一种源于印度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思想体系。两汉之交，佛教东渐，中国人未能解其奥义。直至魏晋时期，中国人依然将其与道家思想比附，“黄老”“浮屠”并称混一，以老庄之“道”“无”解说佛教之“般若”“空”。这种“格义”方式至东晋末期始渐结束，佛教逐步摆脱对道家思想的依赖。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推动佛教解脱思想、来世思想的广泛传播，其逻辑思辨与精妙哲理深受士大夫推崇，玄学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儒道释不同思想相互冲突而又差异融合的初现。当然，佛教中国化不可能一帆风顺，佛教与道教曾激烈争锋，也在“不敬王者”“不孝父母”等问题上与儒学直接冲突，更在不同时期遭受过“三武一宗”厄运。

　　尽管如此，经过数百年差异融合，佛教中国化在隋唐时期得以成型。在儒、道等本土思想哺育下，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相继产生，理论上的精微圆融已超越印度佛教。随着佛教在印度没落，佛教中心东移中国，隋唐佛学成为中华思想史上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并称的思想高峰。宋明时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新儒学”勃兴，思想家们虽以“辟佛”自任，但理学本身正是儒学吸收佛学思想后形成的。理学对佛学的排斥不过是为保持身份独立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实际上儒、释、道已共同成为中华思想不可分割的主体内容。与佛教类似，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陆续传入中国。虽然它们在中国化方面不如佛教那么成功，但给中华思想注入了新的要素。正是因为将外来思想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它们的优秀内容以丰富自身，中华思想才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中实现新的飞跃

　　近代以降，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为了实现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再生，中国先进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一次次地深刻反思甚至自我鞭挞，从器物、制度到价值观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破解，乃至走向“全盘西化”。然而，民族思想终归是在意识底层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精神和行动的传统，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注定无法实现中华思想的创新发展。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在比较鉴别和实践检验后，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思想，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在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性飞跃的同时，推动中华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