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境下中国国际传播创新维度
2018年06月22日 08: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2日第1477期 作者:贾文山 温倩

  改变中国国际传播舆论场中不同程度处于弱势的现状,已成为新时代语境下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媒体作为真相和认知中介,勾连起国家和世界,体现着国际政治权力的相互交错,主导着家国形象建构。受众一旦陷入事实与情感割裂的“后真相”泥淖,就会失去反思力量。本文所论述的概念层面的“新符号”、理论层面的“新机遇”、秩序层面的“新规律”、战略层面的“新阶段”及方法层面的“新途径”,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国际传播的新趋势,也构成了加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新思维。

  概念层面:塑造新型符号系统

  概念意义的识别与再创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逻辑。人们通过对纷繁世界的观察提取出各类熟悉或不熟悉的概念,加上周围环境对概念解读给出的参考性信息,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从概念层面讲,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包括对特定概念或理念的原创权、定义权和优先或权威解读权的争夺。

  在此前的国际舆论场中,强势发声者往往掌握一套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运用自我认定的价值体系评判、规制,从而对弱者进行影响。面对国际舆论的西方霸权,中国首先需要打造一套完整的、既包容又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新型普适性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例如,新型国际关系、周边外交、“一带一路”倡议里的“互联互通”“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文明互鉴交流”以及“命运共同体”等,这不仅反映了作为新型全球大国的中国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对世界历史、现状和人类发展趋势产生比既有世界霸权国家更接地气、更全面和更前瞻的系统认识,而且标志着新价值体系的问世,以及人类未来新愿景的诞生。这些新型概念链和价值链也孕育着中国通过对古今中外经验和知识的包容并蓄与批判创新所形成的安邦治世的科学主张和方案。

  理论层面:借力传播理论“新机遇”

  理论的创新总是发生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没有现实环境的砥砺就不会有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产生。早在传播学开始关注国与国之间跨文化交流之前,人类文明的交流就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地区文明不是在绝对闭塞的环境中生发、成长起来的,人类社会经由部落化、去部落化以及今天正在发生的逆全球化即再部落化,这是国际社会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身处地球村,究竟民族的是世界的?还是世界的是民族的?两者从理论内涵上是相悖逆的还是协同的?这些都是值得每一个传播学者思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出中国谋求和平发展及与世界产生良性互动的愿望。

  新时代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一带一路”就是实现目标的路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具体的方法,而中国学者提出的包含理论指导与实际操作功能的概念如“协同式全球化”等则可能是未来可期的传播效果。从新视角出发的新理论区别于从前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而更加强调“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关注国际社会聚焦的共同话题,关心人类的共同诉求,尊重跨民族、跨区域的人类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局限,展现了全局视野。

  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已上升到战略层面,国际传播与国家的外交事业、经济发展、安全保障工作间的相互交叉融合日益增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立一种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长效传播机制,就要求同时具备一套强大且贴近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清楚表达了中国反对故步自封的、带有霸权性质的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多极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强调维护和完善开放、自由与合作的贸易体系。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不是利己一方,而是惠及全球,不具有威胁性质,而是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不仅要以传播作为重要目标,更应聚焦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

  秩序层面:掌握国际舆论场“新规律”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中始终包含着“新”与“旧”、“内”与“外”的交替,中华文明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有一种持久的平衡力。

  超越西方自由主义、体现关系本位和对话式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极大的人文关怀及公共价值。中华文明的生发与绽放始终伴随着跨地区、跨族群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这也说明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由来已久。《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对“和而不同”的追求,带来的是跨文化、跨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互鉴,互学互教相长。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体系一个世纪以来产生的效果看,正在使世界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狭隘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一元体系,有碍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向;特朗普一系列“逆全球化”举动更使美国遭到国际社会的众叛亲离。

  当前中国充分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尊重各国传统和意愿,并致力于为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平等自由的发展提供互动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始终秉持“天下大同”又“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为打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不管是精准扶贫,还是电子商务,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孔子学院建设,都顺应了这些新趋势。

  方法层面:探索“新途径”

  中西方受众在对传播对象认知过程中的差异性表现,取决于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接受习惯。

  我国未来应极力实施平视传播原则。平视传播的特点是平等、互动、开放等。平视传播符合新媒体和融媒体的特性。融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利用新媒体进行国际传播的模式在很多媒介业态发达的国家已经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考虑到新一代网民对政治信息了解与对政治生活参与的需求已今时不同往日,“脸书”“推特”、微博等一系列具有社群性质的开放、强传播效果的低成本新媒体社交平台已经成为新型国际传播舆论场,尤其表现在其对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对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新型舆论场,传播者要充分考虑到社交平台话题高引爆度、群体情绪易激化及信息裂变式传播等特点,谨慎又适宜地投放价值观。同时加强与境内、境外主流新媒体平台的合作,拓宽传播渠道,通过短视频及图文组合的方式,将原先的文本内容进行二次加工,使得其以立体形式快速融入主流国际舆论场。西方尤其美国是世界舆论导向的主要议程设置者。主导全球舆论场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离散的精英个体,而且是由政府、学界、媒介与商界共同打造的生产和传播思想观点的市场(market of ideas)。例如,建立在东欧的“辛迪加项目”(Project Syndicate)是由美国参与支持的专门采集、发表和推广自由主义思想的政论精英媒体。它以短、频、快、深、准为特点。以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舆论领袖们常常在此发表政论文章,西方及其他国际大众媒体都纷纷订购并转发这些评论文章。而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以中长篇的外交思想或战略主题为主。“辛迪加项目”和《外交事务》等导演了一场又一场国际舆论战。

  当前,建议我国以“一带一路”为支点打造全球性政论媒体,推动世界舆论场的多元视角和良性互动。深化媒体融合发展,高效整合信息与人力资源网络,推动多元化、多样化的传播模式是未来国际传播的新趋势,这也是加强中外融通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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