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和“传播”，在英语中虽同为一个词，即communication，但这两个词的中文词义侧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交流重在人与人的意义传播过程，如何把个人和社会文化集团的经验，变成人际的动态关系，强调意义表达、接受以及反应中的文化制约；传播注重传播行为、传播信息、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裁，音乐是人类情感的共同语言。它不仅是一种最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文化集团之间的一种重要交流方式。如何发挥传播和交流的双重功效，是中国音乐文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

　　中国音乐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必要的传播效果，主要是在风格的交流上下功夫，“中国风”是中国音乐文脉最明显的符号标识，它是音乐形式中最富于民族色彩的部分，与中国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

　　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其中的“国风”便以 “风”为名辑集。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曰：“诗总六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钱锺书在《管锥编》（册一）中的阐释更为详细：“言其作用，‘风’者，风谏也、风教也。言其本源，‘风’者，土风也、风谣也，今语所谓地方民歌也。言其体制，‘风’者，风咏也、风诵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风’之一字而于《诗》之渊源体用包举囊括”。

　　同样，在所有的文字符号中，“风”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它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各种语义场：自然、艺术、社会、人格精神，甚至科学领域。就像鲁枢元在其《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一文中总结的，“风”这个词，更具有中国汉字特有的文化繁殖能力，围绕它所展开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活力充盈、生机盎然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性、整合性。”在此文章中，作者还对部分辞书中的“风”作了个统计，如1983年版的《辞源》收录了以“风”字打头的条目168个，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中收录了204个，足见汉语中“风”的使用频率之高。

　　音乐传播和交流中，要理解音乐的意义，要理解音乐的“美”，都需要“文化符码”。音乐的“中国风”是新时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符码。在所有的文化艺术体裁中，音乐对传播“中国风”有着特殊的功能。音乐的传播意义取决于它的文化规约，其审美文化功能的发挥同样取决于文化规约，文化规约也就是音乐传播中的“文化符码”。音乐和歌曲，从汉语的歌词意象，到旋律唱腔都深藏着中国的“文化符码”。

　　这种 “文化符码”不仅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元素，更是表现力量的钥匙。小到一首歌，大到一首大型的声乐作品或交响乐，甚至一场舞台剧，都可以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而所谓“中国风格”往往是多元组成的，各省区，各少数民族都有相当独立的音乐风格，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音乐风”的构成符码和解读符码。

　　中国的不少音乐人都在创造性地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谭盾用《易经》思维来理解和创造作品，在其《影音生命的“对位”格局——浅谈电影艺术中的“对位”思考与合作》一文中，他曾说到：“《易经》对电影作曲家来说是非常天衣无缝的教材，就像64卦的变换与平衡，在电影作曲当中也同样受用。”而在他的交响乐中，他的音乐版的《女书》，努力的目的非常明确：“交响乐是很好的载体，我的《女书》一定要上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以后，《女书》还是《女书》，但是它能够走到更多的国家，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之上。”

　　中国音乐家希望把中国的音乐传到世界的角落，对中国音乐传统和“中国风”的理解和体会，就不会落在抽象概念之上，更多的是具体元素的构成方式。这些在《青年作曲家心态录——部分青年作曲家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文稿转载》中已经可见思考的端倪。音乐家陈怡描述道：“从中挖掘其韵味、特征等，运用新观念和新技术进行再创造。远古图腾的威力感、青铜饕餮的狞厉美，汉艺术古拙夸张的气势，盛唐草书龙飞凤舞的节律性；老子的清高淡远、佛家的虚实领悟；苏轼的豁达大度、清照的多愁善感；胡琴运弓的行云流水、京板鼓传神的‘节骨眼’、庙会摊中那千姿百态的泥布娃娃……我把他们熔注于个性化的现代创作之中，既力图从中把握一种纯粹的，或者是经过改造的民族气质与精神，用以外化为音乐本身”。作曲家郭文景谈到自己的作品《蜀道难》中的四川音乐符码，说道：“四川是个具有奇异色彩的地方，民间音乐的气质极为独特不凡，那川剧音乐有通鬼神的气韵……那音乐真是集了四川大山险川之精华。”

　　瞿小松的《Mong Dong》，以云南沧源佤族地区抽象的原始崖画为灵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和蛮荒时代的想象。他将原始风貌的民间音乐元素，用未加雕饰的自然发生的人声，以及无意义的唱词、微分音、非三度叠置和声、非常规的演奏糅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音色和音响，以表现一种“粗朴无华简单稚拙”的“原始人类同自然浑然无间的宁静”。

　　中国的强盛，让艺术家们更为自信地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丰富的音乐因素，这不是一个抽象问题。音乐的风格符码必须具体：它们来自悠久的中国传统，也来自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在音乐传播和交流中，越是具体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的音乐人，以中国的文学、哲学、文化传统，以及民间文艺素材，建构音乐的精神与灵魂，来传承中国的音乐文脉，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期待与我们交流的人们。我们的音乐观念和形式，必然会在交流中传播，在传播中交流。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