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效地改变世界既需要目标的价值合理性的确定，也需要对于改变世界之客观可能性的确定和有效手段的供给。因此，解释学逻辑与科学逻辑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需要以互补的方式达致各自局限性的克服。显然，如此理解实践概念，方才达到了对于马克思所主张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更深层把握。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新时期历史的开端性事件。作为“开端”，它开启了多个方面的历史，产生了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效果”。人们今天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亦仍处在其效果史之中。但真理标准问题作为一个“标准的”哲学命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所产生的“效果”，在所有各方面的“效果”史中，当具有最为深层的意义。因此，需要哲学研究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一“效果”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核心概念“实践”理解的深化上。人们只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十年发展历史回眸一瞥，就不难看到“实践”概念之意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何等显著的变化。大致上，这一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这一变化也体现为三个虽具有内在关联却又有明显差别的命题或意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解释学与科学的双重视野看实践。

　　合理处理两个“首要的”关系

　　在源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一般而言，实践概念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说明认识的起源以及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人们常常会援引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的论断。但事实上，即便是在认识论范围内，由于立基于一种简单的符合论真理观，人们也往往只能将实践概念放置在一个对于认识达于真理过程而言的条件性、辅助性的位置上，并未能也不可能使之具有首要的、基本的地位。而这一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开始发生了变化。将实践视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实践概念地位的变化，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一命题与传统的真理符合论统一起来。真理符合论意味着，必须坚持客观事物为首要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说明两个“首要的”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们认识到，仅从认识论看问题，是有局限性的，必须超出认识论的范围去探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超出认识论范围也就意味着，将“实践观点”从认识论推向整个哲学领域。这一探讨起初是从不同方面展开的，但从总体上看，则体现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说，这一命题指明了如何超出认识论领域的方法论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原则，人们开始寻求能够贯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这当中最重要的当是“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或重申。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始，至90年代初，人们相继提出了多种方案，以图将实践观点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首先被关注的自然是存在论或本体论领域，诸如“物质—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一元论”“实践本体论”等，皆是此类方案。

　　不难看出，此类方案所欲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理解两个“首要的”关系问题。而且，这种试图以“物质”与“实践”概念归结为一的方式，将实践首要性与物质首要性统一起来。但这一类“解决方式”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只不过是将两个并列的命题合并到了一起而已。将“物质”与“实践”拼接成一个词组，并不能实际上将两个词语所指示的事物拼接在一起。这只是将原来两个命题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命题内部概念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如何理解命题内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要解决这一矛盾，不能仅仅凭靠词语组合，而是必须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观念上的转变。

　　实践活动中能动性与客观限制性的关系问题

　　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出于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度阅读和领悟。在这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在改造费尔巴哈“人是对象性存在”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命题。这一命题通过坚持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而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又通过吸收费希特、黑格尔哲学的能动性原则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论。如果将《手稿》与不久之后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联起来，就不难看出《提纲》中所强调的“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与“人是对象性活动”的内在相关性。换言之，彼处的“对象性活动”即为此处的“实践”，而“人是对象性活动”也就是“人是实践性存在”。可以说，正是基于此，学界在进一步讨论中提出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命题，且这一命题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同于“物质—实践本体论”将物质与实践简单地拼接在一起的解决方式，“人是对象性活动”或“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转换了思路。它不是沿着传统本体论的理论方式，从追问世界本源是什么出发，进而引导出现实的人的存在；而是从人自身对之有直观的认识或领会的人的活动，从这一现实的存在出发，去追问其从何而来，又会走向何方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问题。在这样一种追问方式中，实践只是人据以追问、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人类知识之源头，而非世界之本源。这一点与传统的从世界本源出发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追问方式不同。理论界至今常常有人将之与实践本体论混淆起来，加以赞成或反对，实则是未能理解这一新的理论思考进路之实质所致。

　　在这样一种新的阐释中，“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不再是何者为先的问题，而是转变成了人的对象性活动或实践活动中能动性与客观限制性的关系问题。这也就切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的命题。这样一来，困扰着学界的两个“首要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解决。

　　决定论原则与能动论原则并存

　　这一解决并非问题的终结，而是新的问题的开端。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主张的带有某种总体性的“历史科学”阶段，而是进入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他通过客观地描述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揭示出其非自然永恒性或历史有限性。因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种决定论的方法论原则，并将之贯彻于《资本论》研究之中。这一决定论原则与先前著作中对于能动性的强调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张力，从而需要予以解释。

　　另一方面，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予以系统发挥的卢卡奇，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未能证成无产阶级如何获得对于自我历史地位理解的阶级意识。而且，卢卡奇陷入了一种卢梭式的理论困境，从而要求人们重新评价这一理论进路。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是由于他未将《资本论》视作严格的科学著作，而是抓住商品拜物教这一环节加以发挥，将之作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解读。因此，需要对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方式加以反思，重新考虑《资本论》所倚重的决定论原则与早先著作中的能动论原则之关系。

　　但这种反思却又不能像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否认能动性的经济决定论。很明显，即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达了一种明确的决定论，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回到了法国唯物论的理论立场上。这还存在着其他更为合理的可能性，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并存。尽管马克思后期很少谈论能动性问题，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外在目的”与“目的本身”的对比性论述，显示出马克思绝没有放弃其早期思想中的能动论原则。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两种并存原则之间的关系。

　　一种可能的合理理解方式是，从实践者对于其行动的自我理解与科学观察者对于社会实践的客观说明之双重视角，对这一关系问题进行阐释。实践者的自我理解可视为一种历史解释学。这样，这两种视角之间的关系就是解释学逻辑与科学逻辑之间的关系。历史解释学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把握，意在指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的价值目标；科学则是聚焦于某一方面的抽象考察，意在揭示出客观的可能性，从而为人们改变世界的行动提供有效的科学指导或有效的手段。

　　从存在论上看，两者都是对于人类实践的描述，只是前者是对于实践的总体描述，后者则是抽象的局部描述。显然，抽象的局部是从属于总体的，因而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但从方法论上看，解释学逻辑与科学逻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总体性的，是包含解释者在内的，因而不可避免是笼统的、非精确的；而后者的抽象性则可能达致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那般的精确性，但以限于抽象性为代价。有效地改变世界既需要目标的价值合理性的确定，也需要对于改变世界之客观可能性的确定和有效手段的供给。因此，这两个方面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需要以互补的方式达致各自局限性的克服。显然，如此理解实践概念，方才达到了对于马克思所主张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更深层把握。

　　较之于40年前，我们无疑处在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大讨论意义的位置上。但同样明显的是，问题并未终结。我们仍处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产生的效果史之中，我们现时的理解仍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视域，我们仍将处在不断扩展性阐释的行进途中。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历史事件回顾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再次重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进行了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刊出后，坚持“两个凡是”主张的党内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责难，企图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压制下去。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