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种对母体文化置身其中、依附其中，感受其坚实、体验其厚重、确认其可靠、相信其优秀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立场，是从文化自信这一角度对如何对待、评价、建设、繁荣民族文化作出的指示与要求。由此推及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便是对母体文化自信的文学具体化。文化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由众多事物与现象构成，时时处处伴随民族成员的历史与现实。文学，作为不可或缺且因其是情感、智慧、观念、理想、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粹展现而显得特殊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构成着母体文化，又被母体文化所规定，从而成为文化自信生发其中的文化实在。
文学认识与文学实践的深层统一
思考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需要聚焦于文学认识与文学实践相统一的主体性意识。主体性，概括地说即对于对象的构入性与能动性。构入，就是生存其中；能动，就是变革其事。坚定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就体现为这样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性，在扬弃了黑格尔精神主体性的基础上强调人对于对象世界参与并构入其中的改造性与创造性。主体在能动地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中，不仅提出实践目的，而且通过工具的创造和方法路径的选择与筹划，通过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达到实践目的。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社会的，就其现实实现而言，这是主体能动性的积极体现。
构入性与能动性的主体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突出的伦理属性，即所谓的人伦关系属性。主体通过智慧的实践活动，能动地调节人伦关系。和谐与发展是其至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哲学表述。就此说来，在构入性与能动性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性具有深层次的一致性。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就是这样一种主体性自信。
文学精神与文学表述的构入体验
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凝练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体验，参悟着人与自然、与劳动、与社会、与历史、与亲人、与未来、与苦难、与欢乐的相互关系，感受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真善美的追求与关怀。这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培育和养成的“独特的思想理念与道德规范”，其中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样的理念规范与情感体验，孕育出伟大的中国文学精神，并展示为托物扬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意境深远、知行融一的文学表述。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首要的便是对这样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表述的文化自身性与构入性的体验，这是无他则我无所在、无我则他无所存的切身感受。在这样的感受中，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自”就有了根基，我自我在，信由我生。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研究自我与意识关系时曾借助康德及现象学提到“先验的我”这个概念。从某种角度说，“先验的我”就是在文化群体意识中那个被先于我而在的群体经验规定的我，亦即在我尚未形成具体经验时便已被规定于其中的那个主体性。他说：“我的一切感知和思想都与这个永恒的家园相关，而我的意识和这个家园是紧密结合的。”（让·保罗·萨特《自我的超越性》，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任何一种文化集体经验，当具体成员构入其中时，他的构入性便是他主体性的前提，当然也是他自信与不自信的前提。在中国，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化自我批判，尤其是以西律中式的批判，使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自己的文化家园，甚至成为文化家园中的文化他者。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自”的强调，因此就有须予重视的意义。即对于在其中的、自我的强调，是为了找回那个疏远了、浅淡了文化家园的我，把文化自信的根基扎入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这是主体体验性的，即体之以身，验之以心。
文化成员对文化母体的积极面对
美国文化心理学家里奇拉克曾指出，面对置身其中的文化以及置身文化生活的自己，“一个人是根据他对过去行为的回忆和他如何处理目前行为来描绘自己的形象的”。不同的回忆选择与不同的行为处理，产生积极与消极两种全然不同的形象。这里的关键是选择与编程。里奇拉克从心理控制谈论个人与历史及周围环境的关系，他所注意的自我形象编制程序的选择性，可以用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的心理调整与心理控制问题。
文化心理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屈辱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进行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现代启蒙先驱在这方面进行了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努力。但同时，随批判而生的民族自卑感也在一部分人身上表现出来。在这种心态作用下，里奇拉克所说的“自我形象的消极编制程序”就在一些人中成为不知不觉的习惯——“有很多东西共同图谋消弱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以消极的方式描述它”（T. F. 里奇克拉《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许泽民、罗选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于是也就有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没有前途的做法。这套做法，与贬低自我的非文化自信心态有直接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在其形成文化记忆及文化实践的评价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心理调控作用。从中国文学的文化自卑转入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提升为文化自强，既是民族文化心态的转变，也是中国文学形象与文化形象的新塑或者重塑。
兼具历史科学与现实根据的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基础，因此是历史的、科学的主体论。建立在这一科学基础上的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有自己充分的历史根据与现实根据。
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不仅在于曾经出现了多少伟大的文学家，也不仅在于历朝历代涌现了多少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群体性的文学成果、文学流派，它们都是文学实践的丰碑；这里能唤起文化自信的，还有中华民族何以源源不断创生出伟大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与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思维密切相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样的文学传统，不仅融合了人生与自然、情感与道德、感情与理性、生成与变化、宏大与幽微，更具有西方文学传统难以企及的浑融、流转、通达、充盈的境界，同时还充满忧患于民生、情怀于家国、善恶于恩仇、赴命于道义的悲剧意识与崇高精神。这样的文化品格所引发的文学实践，它的人民根基、人文视野、创新现实、伟大历程，不断地铺设着一条由深厚传统通往美好理想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之路。这些都是客观实在的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根据。基于这样扎实深厚的根据，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才既不是文化自负，又不是文化虚妄。
文化自信，当它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主体性构入文学创作与文学实践时，文学创作与实践主体的立足点问题、服务对象问题、生活根基问题、艺术想象问题、情感体验问题、个性风格问题、表现手法问题等，这类不断规定文学、创新文学、展示文学之为文学的问题，就可以在更高的境界中求解；与此相应，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精品就会不断被创作出来，从而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互济中独领风骚。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