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
2018年02月23日 08: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3日第1397期 作者:吴琦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之一,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

  “和”嵌入中华文化进程

  “和”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和”的字源可以追溯到“龢”,在古代经传中“和”、“龢”二者同义。联系“龢”、“和”二字,其本义为乐器声音之相应,后引申出和谐等义。

  郑涵《中国的和文化意识》根据考古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和”文化原初意识大约在2万多年前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逐步形成,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经验与原始审美对象,而且在原始崇拜及其巫术仪式活动中形成了天人合一观念,“和”文化意识逐渐嵌入中国原始文化的进程之中。

  夏商周三代,“和”成为一种人文精神,流布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及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逐渐广泛地运用于《诗经》《尚书》《国语》《左传》《周易》等古典文献之中。

  “和”的原初意义为声音相互响应、协调合拍。古人由声音相应相合发散到五味调和,“和”义在感官与具象层面推衍。随后便有了从感官“和”到抽象“和”的过程,有了“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从早期文献对于“和”字的使用情况看,内涵较为丰富,其有相应、响应、谐调、唱和之义,常与声、音、乐或者言论等紧密关联,此外还有“和众以同心协力”之义,而“四时和”、“四气和”又与万物丰实关联在一起。《周易·兑卦》初九爻辞为“和兑,吉”,邵雍解为“得此爻者,人情和合,百谋皆遂”。“和”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和境界,其核心内涵逐渐突显出来,“和”字充分表达了和睦、和顺、和谐的美好理想境界,此即《庄子·天下》所称赞的“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和”深潜于政治与社会文化

  春秋时期,儒家较早地把“和”引入为政之道,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命题。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皆为治政的要素,但“人和”一定高于重于“天时”与“地利”。在儒家,“和”为美,“中和”则为至高至美。《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可见,“中和”对于儒家而言,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根本、流贯宇宙的法则,以及衡量人伦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道家则有所不同,道家倡言“与天和”,强调天地和谐、天人和谐。《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这里“和”是“道”的状态体现,同样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和状态。而《庄子·天道》的阐述则更为明了:“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谓之大本大宗,与天和者;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道家的“与天和”与儒家的“中和”构成了互补之势,相得益彰,且对中华文化系统中“和”的观念和意识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由音乐之和、饮食之和推演至礼乐之和,其中,广泛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协和关系,“和”字的广泛出现表明,其已成为一种深潜社会的文化意识和思想观念。“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先秦时期的先哲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其认识与理解。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的核心在于“和”与“同”的本质差异,在于君子和小人对“和”的意识和态度截然不同。“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内含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其含义包括万物之和、天人之和、社会之和、身心之和等各个层面,同时强调重和贵和、和与同的本质差异、和的践行与意义等。

  “和”观念深入治国理政

  秦汉以后,“和”的观念与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义指向越来越明确。董仲舒将“和”的思想观念纳入天人感应体系之中,《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载:“春秋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高台多阳,广室中阴,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适中而已”,强调遵循天地之和的重要性。《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同时谈到,只有“世治而民和”,方能“万物之美起”。三国魏时《广雅》:“和,谐也。”唐宋时期,“和”的词义及其内涵成熟、稳定,宋代《广韵》:“和,声相应”,“和,顺也”;《集韵》:“和,调也。”这些释义充分揭示,“和”的核心内涵即是和谐、谐调、顺应。

  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的主要含义日益明确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宋儒们将“中”、“和”作为理学要义,并在心性层面进行探求,以自然之“和”论证道德之“和”。与此同时,宋儒还将“和”与“道”关联,张载曰:“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理学家出于其理论体系论说的需要,对“和”含义予以了重要的提升,“和”愈益成为此后各代治国的重要取向。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陷入国家与民族的危机之中,在改良与革命的变奏中,中国传统的“和”思想被不断汲取,用以建构理想政治体制和理想社会状态,诸如“共和”、“和谐”等观念和概念相继被提出与使用。

  “和”嵌入中华文化核心基因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逐渐深入到中华文化结构的深层,嵌入中华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实质就是万物各得其所,是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秩序形式。因此,“和”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充盈、流畅于中华思想文化以及国家、社会之中。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和”文化意识酝酿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思想与理念传统,诸如“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和态度,“和合中庸”的治世思想,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的“政通人和”政治生态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念等,可谓丰富多彩、意蕴深远。

  中华传统文化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状态,实现“和”的理想,发展了关于“和”的哲学、道德与治国思想,建构了“和”的思想体系。方东美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中国哲学的智慧乃在允执厥中,保全大和,故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充分完成道德自我的最高境界!……总括此中根本精神,千字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恶力量终将被完全克服。”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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