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就有喜爱思辨的传统。伏羲时代就发明了八卦，试图用八卦将自然与人类进行整体把握；黄帝时代又发明五行，认为掌握了五行也可以了解自然与社会。八卦和五行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古人把握世界的思维工具。
中华传统思想与时俱进
春秋时期，面对社会变革，孔子把对天命的信仰转化为人的道德自觉，指出社会的发展要与人的情性的合理舒展相统一。老子用概括的语言对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过程和特点进行描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在自然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事物刚强的方面，在现有方式的对立面中孕育着新的发展可能。孔子和老子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墨、法、名、纵横等诸子百家纷纷提出社会治理方案及其理论依据。经过战国中后期的思想综合和秦汉时期的政治实践，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思想的主流逐渐沉淀为以儒家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思想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模式受到挑战。随着佛教的传播，另外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逐渐为社会接受。佛教认为五蕴聚合形成的万物没有任何规定性。众生所生活的世界是由幻象所组成的相互交错的网。人类只有彻底摆脱人我二分、物我二分，世界才能复归简单明晰。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创宗立派的重要时期，形成八个宗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宗。
唐代中叶，随着对佛教思维模式弊端的了解，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呼吁复兴儒学。到北宋，复兴儒学形成社会思潮。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建立包括宇宙论、心性论、修身工夫论的思想体系。南宋时期，朱熹以“天理”为最高范畴。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明代中期，王阳明深入论述了“心即理”这一命题。宋明新儒学使道德情性也获得了超越性。
明清之际，中华思想界又提出了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新思考。他们认为，只有从人的“此在”出发，才能正确认识人的存在及其处境，建立真正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信念。王夫之指出“此在”具有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特点。黄宗羲论述了“此在”多样性统一的特点。顾炎武论述了“此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责任、“明道救世”的社会责任、“君子之学，死而后已”的学术责任。乾嘉时期，朴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朴学家们很少探讨性与天道之类的哲学问题，但他们的思考是明清之际主流思想的深化。戴震即在经典的疏证过程中，认识到“此在”是具有情感和理性能力的“自我”，对“此在”的内涵和实践方式做了进一步阐述。从明中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思想家提出的人情化、合理化、实践化的人生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大门。
中华思想有三重维度
中华思想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维度。一是追求天人合一。中国人思考问题，喜欢把人类置身于自然之中，从自然中汲取人生智慧。《周易》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内在贯通进行阐述，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经典命题，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关于如何效法天道，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儒家主张效法天道刚健有为、宽容包含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主张效法天道柔弱的属性，见素抱朴，无为而治。佛教表面上不谈“天道”，但它关于世界缘起的深入分析，实质上是另外一种“天道”，“缘起法”成为“佛性”的基本依据。
二是追求顺乎人性。尊重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听从人内心真实的呼唤，是中华思想的重要原则。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内心，历史上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说明人渴望“仁爱”、“尊严”、“秩序”和“理性”。人类内心的上述情感和理性有时会出现矛盾，但解决矛盾冲突最自然、最恰当的方式最终内在于人心。庄子认为真正的人性不是道德情感，也不是理性能力，而是回归自然的超越情怀。佛教认为真正的人性是佛性，是众生超越生死轮回、追求佛国的品性。但是，所有思想家都认为，有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思想才会有穿透力。
三是追求彰显道统。中国很早就形成了“道统”思想。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提出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等相传的明确谱系。先秦道家亦构建出自己独特的道统观。中国思想家就把对“道”的追求当作最高准则。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老子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他最担心的是偏离大道。中国思想家们相信，“道”是生命的根底。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道”的“焕然自信”和“守死善道”气度是中国思想家的高贵品质。
中华思想特色鲜明
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华思想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它的连续性。中国思想家在提出其思想学说时，往往依托经典，通过对经典的注解与阐释来提出其思想学说。他们在理论上的创新与贡献，也往往体现在对原有概念、范畴、命题的改造或意义的重新赋予。从中华思想创新的历史来看，对经典的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被中国文化所容纳的外来经典，如佛教的基本经典也得到不断的诠释。中国经典的创新诠释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紧密联系生活世界。西方思想认为，我们面对的现象世界是不牢固的，而抽象所得的理念世界是稳定的。直到现代，西方哲学才回到人所在的现象世界。而中华思想自产生以来就没有与现象世界形成隔离。中华思想中的概念不是纯粹的抽象符号，范畴没有脱离现象界而独立存在。中华思想对理想世界状态的思考，重心不在于描述这个理想世界，而在于揭示人如何使这个世界呈现出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相信理想世界主要依靠人类生命意义的呈现。
第三个特点是注重会通。中国思想家对思想的多样性抱有深刻的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不受辩论的权威。道家主张向大自然回归，荀子批评这种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主张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道家批评这种观点是对天道的无知。在相互论辩中，儒家意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而道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确有长处。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对诸子思想进行批判总结。该文开宗明义，“《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明确指出诸子学说的不同不过是思考途径的不同，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儒释道三家展开论衡。隋唐时期，三教论衡成为庙堂制度。辩难促进了三家之间思想上的交流。儒学吸收了佛教的养分，使自身的哲学思辨有了新的建树。佛学则吸收儒学中的伦理因素和人性论思想，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道教吸收儒学和佛学的营养，使道教丹学理论从外丹学走向内丹学。在理学的初创时期，张载与程颢、程颐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但张载与二程有很大不同。在理学成熟时期，朱熹与陆九渊也有对儒学的不同认识。中华思想很重视不同流派和观点的会通，会通深入中华思想骨髓。
（作者系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