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孔孟并称的时代，始自唐中叶的孟子升格运动。虽然孟子的“亚圣”名号形成于南宋后期，但是孟子思想在宋仁宗以后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则具有名副其实的“亚圣”地位。北宋王安石和南宋朱熹对于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功不可没。“仁政”、“王道”是孟子政治学说的核心。虽然目前学界对“仁政”有多种解释，但是均贫富、制恒产，济贫乏，“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是仁政的三项重要内容。

　　均贫富 制恒产

　　在孟子看来，圣王的王道是要为人民的福祉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孟子以为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土地，为了实现为民制产的主张，他提出了利用西周井田制加以润泽而使之适合战国时代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提出的关于正经界、均井地、平谷禄的具体措施，旨在防止豪强兼并，保证农民“百亩之田”的恒产不受侵犯。

　　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瓦解，至宋代因田制不立，土地兼并激烈，贫富分化也日益扩大。宋代统治集团中的士大夫多把重建“井田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努力往往脱离社会现实。随着北宋中期新儒学复兴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先进的士大夫秉持内圣外王之道，欲重建社会秩序，打出“回到三代”的旗号。孟子所谓“仁政必自经界始”，成了宋朝的时代最强音。

　　熙丰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是以“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为宗旨。王安石懂得不能简单地恢复井田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安石漠视占田不公的社会现象，王安石新法中继承宋仁宗时期郭咨等人的方田均税法，在此基础上陆续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王安石新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孟子所谓“仁政必自经界始”说法的一种实践。其后虽然有反复，但是北宋后期六十年基本上是沿着王安石摧抑兼并的路线行进。

　　南宋统治者虽然否定了王安石变法，但是大部分士大夫仍坚持了“仁政必自经界始”的理念。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后来成为道学的程朱学派，虽然在思想方法上即对心性之学的认识相异，但在践行孟子政治理想上殊途同归。因此，南宋初期至晚期，清查与核实土地占有状况的“经界法”一直在陆续推行。另外，宋代的抑兼并不仅抑制土地兼并带来的占有不公现象，而且抑制与商人、高利贷、官僚结合的兼并势力。

　　济贫乏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孟子的重要政治主张。他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施四者。”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汉唐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保障”已有相当水平的发展，宋朝因统治者努力践行孟子的仁政思想，则将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推进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救荒方面，宋朝比周、秦、汉、唐的重要进步在于，宋朝将之前近两千年中所实施的救荒的特殊措施和不固定的制度集中会于一朝，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宋代养老济贫的机构是居养院，主要收养“老疾孤穷丐者”。英宗即位前，居养院规模很小，只收养24人。英宗时，扩大到300人，经费先后增加到5000贯和8000贯。宋神宗时，增加对特殊天气如寒冬异常下的收养人数，福田院也由一所增加到四所，每天受到政府救济的人数达到1200人。神宗之前福田院的经费来自皇帝的私藏封桩库收入，神宗元丰以后则改由户部左藏库支付，这表明神宗以后社会救济从皇帝的私人仁民为主转向以政府行为为主。居养院收养老人，据大观元年（1107）的规定，必须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每日领米、豆一升，支钱十文，每五日一发放。高龄者待遇更为优厚，八十岁以上，给新色白米及柴钱；九十岁以上，每月增给酱菜钱二十文，夏月支布衣，冬月给衲衣絮被；百岁以上，每日添给肉食钱并酱菜钱共三十文，冬月给绵绢衣被，夏月给单绢衫袴。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诏令诸郡设安济坊，收养有病而无力医疗的病人，随后又推广到各县。南宋时除安济坊外，又有养济院，也是医疗贫病的机构。安济坊与养济院内均有医生，由城内医生轮差，为病人看病。

　　北宋中期以来对于凶年灾民所遗弃的子女，政府鼓励富有人家收养，收养之后，政府每日给常平米二升。收养的年龄最早规定为三岁以下，乾道元年（1165）改为十岁以下，嘉定二年（1209）又改为七岁以下。宋晚期设立的慈幼局是全国性的，淳祐七年（1247），朝廷诏令临安府首先设置，到宝祐四年（1256）推广于全国。慈幼局除收养弃婴外，又资助贫困的产妇，贫家子多，无力养育，也可以送到局中来。由政府给钱雇乳妇，养在局里，哺育幼儿，对于收养的小儿，政府也每月给钱米绢布，使其保暖，养育成人。从居养院到婴儿局、慈幼局，收养弃婴的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

　　设庠序以教之

　　均贫富、制恒产、济贫乏，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因为它只是普通百姓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当论述教育问题时，孟子更多地是以古代帝王的教育为楷模的，因而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劳动技能；二是以尊尊、亲亲为主要内容的人伦关系。

　　通观宋代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是沿着孟子的思路进行的，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大力兴办州县学校，北宋仁宗、神宗、徽宗曾三次在地方大办教育，北宋末期全国已经普及了县学和公立小学，“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南宋在北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各地书院又如雨后春笋。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拓展了宋代社会的受教育面。

　　二是在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弊端的同时，整顿中央学校使之成为培养、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熙宁年间，宋朝兴学出现高潮，宋神宗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外舍、内舍和上舍的升级制度。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实为现代教育分级制的先河。

　　三是对前代的教育分科有所发展，在太学之外，先后建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尽管对其他学科重视不够，但无疑是高等教育实行分科的萌芽。这里贯穿了王安石发展孟子既注重教养人伦又不忽略培育实际劳作技能的教育思想。

　　宋代先进的士大夫打出法先王之政的旗号，继承孟子的“仁政”、“王道”遗志，“回到三代”就有特别的政治意蕴。他们追求的“圣人之道”、“先王之政”，在思想文化层面是一个深奥的哲学伦理问题，而在政治社会层面则是一个浅显的现实关怀问题，即如何使人民得到基本的生活物质保障，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如何得到国家与社会的帮助和扶持，进而如何使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人伦道理。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