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中华文化
2018年02月23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3日第1397期 作者:张广保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系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伟业取得重大成就之后,立足于当前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新格局,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价值体系。它是具有重大思想创新意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理论,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深厚而博大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注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新时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从理论渊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大主要来源,根源于中华民族渊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予以精辟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深入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指明了理论方向。

  中华文明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以儒、释、道为基干支撑起来的,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文明只是单一宗教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

  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延续、繁衍及抟聚提供了牢固的支撑,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深厚的民族之魂。证之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这一点非常清楚。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由统一转向分裂。但中华民族却并未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奇迹。原因固然很多,但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是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最终抟聚铸就成一个创新性的文化统一体。

  正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价值的洞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根源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二个讲清楚”,深度阐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是极有洞察力的论断。

  中华文化传统渊源深厚,保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的集体记忆,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在世界观、物质观、生命观方面具有整体性、连续性、贯通性及有机性。从本质上说,中华文明致力统合天人,通贯三才,连通身心,是一种具有生态指向的、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文明。

  以道为归依的中华独特精神传统贯通于现实人生,就体现在一个“生”字,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道教生道合一的基本原则。老子特别注重从宇宙创生角度演述道,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指明要从具象的“生”来把握玄冥难测的“道”。这实际上是从自然万物生命来契入“道”。老子的学生文子更将重生思想提炼为“道者生也”的命题。早在《太平经》中,道教就提出“生道合一”的思想,其后道教经典都致力阐述生道合一这一根本原则。

  生道合一这一重生传统也是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基础之上,切中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命脉。在《尚书·洪范》中,箕子提出五福,就突出生命的价值,五福中的寿、康宁、考终命,都是张扬生命的价值。而六极中的凶短折、疾、忧、弱,也是从反面强调生命的珍贵。《周易》又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更是从创生论角度将生之道提升至形上的高度,提炼出生的精神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种重视生命、重视人民群众健康的政策导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生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中华文明在对话中成长

  中华文明是个开放的文明系统,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与其他异质文明不断对话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交锋。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挑战的过程中,对佛教采取开放、接纳、改造的系列姿态,使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此后,佛教以中国为基地对东亚各国全面辐射,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元文明并存、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以科技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正影响、冲击着中华古老文明。这一过程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迄今已持续170多年。今天,中华文化要发展,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也要通过与各种异质文化的不断深度对话,才能最终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的未来作出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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