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川:“主导”与“协商”——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检视
2018年01月26日 07: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6日第1382期 作者:王巨川

  【核心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当代中国文化主要由三部分资源构成:一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形成、传承下来的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鲜明独特、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1980年代以后,各种文化的生长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和发展的空间,“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形态逐渐进入理性的发展轨道,呈现了“主导与协商”的发展趋势。所谓“主导与协商”,即是以国家主导文化为引领和示范,实现文化发展的多元交流互动、砥砺前行的文化格局。

  国家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齐头并进

  中国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进程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可见,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渗透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主导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给予了持续高度的重视,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把民族文化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新时代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推手,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1980年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潮、文化观念与文化商品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建构和形成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随着“文化狂欢”的理性回归,当代中国文化在1990年代进入冷静期,比如“重写文学史”、“国学热”等思潮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发声,民间文化样貌逐渐显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基本形成。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扩展了当代中国文化汇聚融合的“空间”,文化思潮与文化现象的多元并存成为文化领域的显著特征。正像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谓“世界的文学”,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两种意义:既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开放、共存、共享姿态,也凸显出作为具有民族独特性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路径,展现的是当代中国在不断探索、反思中走向复兴的大国风范,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多元文化交往的世界格局时,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世界的文化”展开对话,在碰撞与融合中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促动着各种文化形态的生长。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

  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路径

  文化作为凝聚民众精神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必然是以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坚持国家文化政策作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发挥主导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

  要使“主导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引领,就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主导文化”引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风尚与前进方向,从而保证文化发展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精辟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也是“主导文化”作为文化引领地位的核心内涵。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主导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主导文化”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长久以来的融合性和包容性的回归。协商“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

  “精英文化”是“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精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阶层创造、分享和传播的,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它身兼文化承传与文化批判的双重责任。“精英文化”在宣传“主导文化”的同时,以批判和反思文化的不足、保障文化的合理发展为己任,以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提升大众的生活追求、丰富大众的人生意义为取向。

  “大众文化”是“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试金石”,它能够在“主导文化”的主导下和“精英文化”的解释中寻找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解释,大众文化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和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在当前全球一体化潮流和互联网无限扩展中,“大众文化”逐渐失去自我的边界,文化的“穿透性”与“共时态性”促使不同民族、社会、国家、地区间的文化可以互动与共享。同时,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也导致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愈演愈烈,消解了大众文化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因此,我们的文化发展需要主导文化的主导和引领,需要精英文化的解释和宣扬,需要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创新。

  “文化协商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契机。因此,当代中国的各种文化形态在“协商”的交往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文化的“主导与协商”发展格局正是在各种文化形态间的交错对话、碰撞融合中不断展开,不断繁荣发展和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国家文化实力。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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