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滢坤:“蒙以养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
2017年10月20日 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0日第1313期 作者:金滢坤

  “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悌”乃“为仁之本”。中国人极为重视人的教化与教养,特别强调童蒙教育在人的成长和修养中“正本清源”的重要位置,即所谓“蒙以养正”。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教育成为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

  《孝经》是阐发儒家伦理的著作,以“孝”为“百行之本”,进而阐述如何以忠孝、孝悌的原则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立身、处事、齐家、睦邻、治国、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成为儒学教养的主要文本。至唐代,《孝经》获得“经典”地位,升格为与“五经”并列的儒家“经书”之一,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儿童普遍于六七岁时开始诵习《孝经》,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

  《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备受重视

  《孝经》得到唐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极大重视,玄宗认为孝是道德根本、社会教化的基础,“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故亲自训注《孝经》,颁布天下,“垂范将来”。唐朝官方对《孝经》的重视,促进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借助政治力量,凸显《孝经》在儒家经典结构中的地位。早在隋代,统治者就已注重扩大《孝经》的影响。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唐朝建立后,武德六年(623),高祖驾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国子学,令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此后,皇帝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多以《孝经》开讲。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奖拔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旨在加强对儿童的《孝经》教育。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于天宝三载(744)下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

  其二,《孝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士人从事举业必须从《孝经》学起。据《新唐书·选举志》,明经诸科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进士科也要考《孝经》。唐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大历三年(768)四月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全通者与出身。”经典研读与科举的直接勾连,意味着修习《孝经》已不仅仅是“做学问”,更是立身入仕的“经济之道”。于是,举业始自《孝经》成为士人共识。敦煌文书P.2746《孝经》一卷末尾,题有学士郎翟飒的一段感言:“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读书虽然辛苦,但想到将来的荣华富贵,读起《孝经》来更是卖力。功名利禄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书人诵习《孝经》的热忱,读《孝经》成为读书人获取功名的起点。

  培养孩童的忠孝观念

  作为唐代科举仕进的起步台阶,《孝经》自然成为开蒙教育的主要内容,孩童开蒙时,不仅要刻苦诵读,更要将其中的道德规范“外化于行,内化于心”。高宗朝宰相杜正伦《百行章·序》云“《孝经》始终,用之无尽。但以学而为存念,得获忠孝之名。虽读不依,徒示虚谈,何益存忠?则须尽节立孝,追远慎终”,认为学习《孝经》不是为了虚谈,而是要终身践行忠孝,尽节立孝,以书中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实践的潜移默化中,孩童自觉地将《孝经》的相关原则融入日常行止。如历仕唐高宗、武周两朝的崔玄籍,其次子崔歆“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礼记》”,因玩耍时弄伤了手而“面有忧色”。玄籍不解其忧,问之;崔歆答曰:“《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以忧惧。”(《唐代墓志汇编》之“崔歆墓志”)曾任太子宾客的薛丹,其次子薛鲁鲁,虽未及成年而夭,但五岁就能背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二十二篇,“言必有文,动必中礼。亲族之内,无不敬之”(《全唐文补遗》)。

  “以孝至忠”是儒学修养论的主要目的,即“亲亲而尊尊”。《孝经》“开宗明义”章便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童蒙教育中,《孝经》不仅培养了孩童的孝道德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还引导他们如何将对父母之孝转化为事君之忠,进而完善儒家人格修养——“立身扬名”。如中唐名臣独孤及,“七岁诵《孝经》”,其父异其聪敏,问曰:“汝志于何尚?”独孤及据《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作答。后科举登第,官至常州刺史,以文学名闻天下。

  由此可见,对唐代文人而言,早在开蒙之时,《孝经》即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这种影响伴及终生。如方愚《读孝经》云:“为臣为子不忠孝,辜负宣尼一卷经。”在“以文取士”的唐代社会,不读《孝经》者等同文盲,必将难以立足,终身遗憾。如敦煌歌词《五更转》云:“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新编蒙书推动孝道观念传播

  天真烂漫,孩童天性,古今皆然。《孝经》虽被用作童蒙教育的主要读本,但对于孩童来说,其行文和内容仍显得相对严肃艰涩。因此,唐人依据《孝经》文本,将其中的重要内容以通俗平实的文字重新呈现,并加入实践性内容,编成浅显易懂的各种蒙书。如《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孝子事父,晨省暮参。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共戚,乐则同欢。父母有疾,甘美不餐……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修身慎行,恐辱先人……孝是百行之本。”与《孝经》相比,这些蒙书不仅用语通俗活泼,更将原本抽象高深的道理具象为向父母请安,知父母冷暖、忧戚、疾病等实践行为,方便儿童阅读、理解和践行。

  除《太公家教》外,以《孝经》为蓝本、以阐发“孝道”观念为中心的童蒙教材也大量出现,它们与《孝经》相辅相成,构成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教材”和教育体系。如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是歌咏《孝经》的经典蒙书;《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大量摘编和摘抄《孝经》;《武王家教》注重阐发《孝经》大义;《蒙求》注重叙述孝行事迹。这些辅助性“教材”各有特点和重点,内容丰富多彩,对培养孩童的孝道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孝道教育也与士庶家训相融合,成为训诫子孙的重要内容。中唐穆宁撰《家令》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训诫子孙辈“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把忠孝、礼乐、名器和人伦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忠孝往往与廉洁相结合,柳玭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

  培养孩童的孝道观念是唐代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隋唐时期,《孝经》的经典地位进一步提高,并成为科举考试的知识起点,促使《孝经》成为童蒙教育的核心读本。在实践过程中,唐人根据孩童心理性格编制的各种辅助性蒙书,与《孝经》一起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孝道教材体系,并加强了《孝经》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教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杜甫诗云:“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孝经》成为士人必备经典,终身受益。晚唐薛逢《邻相反行》云:“家藏一卷古孝经,世世相传皆得力。”随着整个社会对《孝经》崇重,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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