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悌”乃“为仁之本”。中国人极为重视人的教化与教养，特别强调童蒙教育在人的成长和修养中“正本清源”的重要位置，即所谓“蒙以养正”。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教育成为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

　　《孝经》是阐发儒家伦理的著作，以“孝”为“百行之本”，进而阐述如何以忠孝、孝悌的原则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立身、处事、齐家、睦邻、治国、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成为儒学教养的主要文本。至唐代，《孝经》获得“经典”地位，升格为与“五经”并列的儒家“经书”之一，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儿童普遍于六七岁时开始诵习《孝经》，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

　　《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备受重视

　　《孝经》得到唐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极大重视，玄宗认为孝是道德根本、社会教化的基础，“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故亲自训注《孝经》，颁布天下，“垂范将来”。唐朝官方对《孝经》的重视，促进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借助政治力量，凸显《孝经》在儒家经典结构中的地位。早在隋代，统治者就已注重扩大《孝经》的影响。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唐朝建立后，武德六年（623），高祖驾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国子学，令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此后，皇帝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多以《孝经》开讲。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奖拔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旨在加强对儿童的《孝经》教育。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于天宝三载（744）下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

　　其二，《孝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士人从事举业必须从《孝经》学起。据《新唐书·选举志》，明经诸科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进士科也要考《孝经》。唐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大历三年（768）四月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全通者与出身。”经典研读与科举的直接勾连，意味着修习《孝经》已不仅仅是“做学问”，更是立身入仕的“经济之道”。于是，举业始自《孝经》成为士人共识。敦煌文书P.2746《孝经》一卷末尾，题有学士郎翟飒的一段感言：“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读书虽然辛苦，但想到将来的荣华富贵，读起《孝经》来更是卖力。功名利禄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书人诵习《孝经》的热忱，读《孝经》成为读书人获取功名的起点。

　　培养孩童的忠孝观念

　　作为唐代科举仕进的起步台阶，《孝经》自然成为开蒙教育的主要内容，孩童开蒙时，不仅要刻苦诵读，更要将其中的道德规范“外化于行，内化于心”。高宗朝宰相杜正伦《百行章·序》云“《孝经》始终，用之无尽。但以学而为存念，得获忠孝之名。虽读不依，徒示虚谈，何益存忠？则须尽节立孝，追远慎终”，认为学习《孝经》不是为了虚谈，而是要终身践行忠孝，尽节立孝，以书中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实践的潜移默化中，孩童自觉地将《孝经》的相关原则融入日常行止。如历仕唐高宗、武周两朝的崔玄籍，其次子崔歆“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礼记》”，因玩耍时弄伤了手而“面有忧色”。玄籍不解其忧，问之；崔歆答曰：“《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以忧惧。”（《唐代墓志汇编》之“崔歆墓志”）曾任太子宾客的薛丹，其次子薛鲁鲁，虽未及成年而夭，但五岁就能背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二十二篇，“言必有文，动必中礼。亲族之内，无不敬之”（《全唐文补遗》）。

　　“以孝至忠”是儒学修养论的主要目的，即“亲亲而尊尊”。《孝经》“开宗明义”章便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童蒙教育中，《孝经》不仅培养了孩童的孝道德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还引导他们如何将对父母之孝转化为事君之忠，进而完善儒家人格修养——“立身扬名”。如中唐名臣独孤及，“七岁诵《孝经》”，其父异其聪敏，问曰：“汝志于何尚？”独孤及据《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作答。后科举登第，官至常州刺史，以文学名闻天下。

　　由此可见，对唐代文人而言，早在开蒙之时，《孝经》即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这种影响伴及终生。如方愚《读孝经》云：“为臣为子不忠孝，辜负宣尼一卷经。”在“以文取士”的唐代社会，不读《孝经》者等同文盲，必将难以立足，终身遗憾。如敦煌歌词《五更转》云：“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新编蒙书推动孝道观念传播

　　天真烂漫，孩童天性，古今皆然。《孝经》虽被用作童蒙教育的主要读本，但对于孩童来说，其行文和内容仍显得相对严肃艰涩。因此，唐人依据《孝经》文本，将其中的重要内容以通俗平实的文字重新呈现，并加入实践性内容，编成浅显易懂的各种蒙书。如《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孝子事父，晨省暮参。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共戚，乐则同欢。父母有疾，甘美不餐……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修身慎行，恐辱先人……孝是百行之本。”与《孝经》相比，这些蒙书不仅用语通俗活泼，更将原本抽象高深的道理具象为向父母请安，知父母冷暖、忧戚、疾病等实践行为，方便儿童阅读、理解和践行。

　　除《太公家教》外，以《孝经》为蓝本、以阐发“孝道”观念为中心的童蒙教材也大量出现，它们与《孝经》相辅相成，构成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教材”和教育体系。如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是歌咏《孝经》的经典蒙书；《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大量摘编和摘抄《孝经》；《武王家教》注重阐发《孝经》大义；《蒙求》注重叙述孝行事迹。这些辅助性“教材”各有特点和重点，内容丰富多彩，对培养孩童的孝道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孝道教育也与士庶家训相融合，成为训诫子孙的重要内容。中唐穆宁撰《家令》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训诫子孙辈“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把忠孝、礼乐、名器和人伦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忠孝往往与廉洁相结合，柳玭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

　　培养孩童的孝道观念是唐代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隋唐时期，《孝经》的经典地位进一步提高，并成为科举考试的知识起点，促使《孝经》成为童蒙教育的核心读本。在实践过程中，唐人根据孩童心理性格编制的各种辅助性蒙书，与《孝经》一起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孝道教材体系，并加强了《孝经》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教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杜甫诗云：“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孝经》成为士人必备经典，终身受益。晚唐薛逢《邻相反行》云：“家藏一卷古孝经，世世相传皆得力。”随着整个社会对《孝经》崇重，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