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慧玲:家训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发展
2017年10月20日 07: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0日第1313期 作者:耿慧玲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环节,包含规范维持家庭内部秩序和训导教育家庭成员履践社会责任两方面内容。在中国,广义的家训自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宋元以后,随着宗族组织的逐渐发达,有规模、有系统的家训也开始大量出现。家训多见于上层士人家庭,其渊源可能来自于古代的戒子书或遗训等,其主要目的在于训导子孙,统合家族,凝聚乡党,以求延续家业家风,香火永续。自汉代伊始,儒学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道德规范成为家训的基础内容。随着朝贡体系在东亚世界的铺展,家训文化亦广泛流布于东亚各地。

  吸收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

  在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自10世纪杨廷艺以拟血缘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有持续性的统治核心团体。此后在内部竞争的过程中,越南逐次建立了丁朝、黎朝、李朝、陈朝等政权,并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宗藩关系。与同属儒家文化区域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等地相比,越南在语言学上具有吸收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越南语与汉语同属孤立语,故而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上与汉语语音可以对应。换言之,越南士人以越南语阅读汉籍或创作诗文,如同以汉语方言进行作业;而古代朝鲜或日本学者若进行相同作业,却必须借助“乎古止点”(主要是调整汉语原文主谓宾等结构成分的次序,使之符合日、韩语法)的训读方法。因此,日朝学者感叹“恨不生为中华人”的记录时常见诸各种史料。

  越南自李朝(1010—1225)仁宗大宁四年(1075)首开科举,直至1919年最后一届科举落幕,拥有800多年的科举史,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漫长的科举历史使越南形成了诸多仕读传家的士人家族,它们成为越南家训文化的承载主体。例如,后黎朝儒臣胡丕绩出身乂安琼瑠之胡氏家族,除胡丕绩为正和二十一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第二甲勅赐进士出身外,该家族历代尚有状元胡宗鷟、胡尊民、胡尊诚,进士胡约礼、胡士杨,双元胡士堜,副榜胡伯温等,可谓标准的科举世家。胡丕绩于龙德二年(清雍正十一年,1733)编撰的《穷达家训》,以训导家人守家业、勤俭、谨慎、谦虚、勿骄奢、毋耽迷酒色等为主要内容,这与中国家训的基本内容如出一辙。

  自身特色鲜明

  仅据刘春银、王小盾、陈义等人根据越南汉喃研究院典藏文献编纂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可知,现存越南的家训书籍有30余部,其中既有印本,也有抄本;既有从中国传入的家训,如《朱子家政》《明道家训》,也有越南自撰的家训,如上述后黎朝胡丕绩撰《穷达家训》和阮朝邓春榜撰《居家劝戒则》等。

  古代越南流传的家训大多集中在后黎朝和阮朝时期。仔细观之,两朝的家训又各有特点。后黎朝的家训除了吴维垣《吴公训子文》、阮逸《阮唐臣传家规范》现仅存汉文抄本之外,其他如阮廌《黎朝阮相公家训歌》、胡丕绩《穷达家训》与裴杨瓑《裴家训孩》,均在阮朝时有刻印本流传。这意味着,由于科举世家的声望,原本仅作为家族“训子书”的“一家之训”已经转变为普罗大众的“训俗书”。后黎朝家训无论是抄本或刻本,多为汉文书写本,唯阮廌的《黎朝阮相公家训歌》系以喃文印本流传。

  喃文是因应越语的地方语音特性,以汉字所创造出的越南文字。因为因应越南口语,更适合歌诗体表现。自陈朝仁宗绍宝四年(元至元十九年,1282)阮诠以喃文撰写《祭鳄鱼文》,自此以后,“赋诗多用国语”,在官方的倡导下,喃文著作逐渐增多,如陈仁宗的《居尘乐道赋》、朱文安的《樵隐国语诗》之类。以喃字书写的家训亦多以诗歌体呈现,如杨恩的《杨公训子歌》、不详作者的《教训演歌》之类。这类家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即多兼及妇教,或许与越南社会结构有关。

  就数量上来说,越南现存家训的印本大都刊刻于阮朝。阮朝在“开港”以前已与法国建立密切关系,随着法国势力不断深入,导致越南从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法国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越南遭遇上述剧烈“变局”的时期,却是刊刻家训最多的时代,这与越南以往以政治与文化脱离的双轨策略略合符节,却也说明越南对于中国文化的坚持。

  许多家训均附存于宗教善书中流传,也是越南家训文化的一大特色。如越南现存最早家训——陈朝状元莫挺之撰写的《训孩歌》,这部家训收录于僧人慧身删定的《禅宗本行》一书;此外诸如《春亭(廷)家训》附载于《劝孝书》,《朱子家训》附载于《守寸编》。这些家训通过善书或宗教的倡导,也从个别家族的训诫成为普罗大众共同的道德教本。

  《明道家训》得到普遍重视

  在越南流布的中国家训,除《朱子家政》《明道家训》外,其余多为清代流传甚广的家训类丛书,如邓淳《家范辑要》、石成金《传家至宝》、陈宏谋《五种遗规》等。其中,《明道家训》受到的关注似乎更多。该书除了曾被收入《幼学越史四字》与喃注本王应麟《三字经》外,保大六年(1931),朱玉芝将其翻译成喃文,并加以现代越南文译注。

  童蒙书籍与家训在性质上其实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童蒙书籍一般均着重强调伦理价值的讯息教育,但如《明道家训》所载“人有五伦,纲常为首。不知伦常,何异禽兽”,“三纲九畴,古今不易。为民止忠,为父止慈。为子止孝,为兄止爱……朋友止信,长幼止谦,乡党止和,邻旁止让”等训条,其彰显的儒家三纲五常古训,正适合童蒙的教育目的。较之纯粹以汉文作为主要的传播形式,童蒙教育以及喃文与现代越南文译注,扩大了《明道家训》对越南的影响。

  然而,从越南现存的家训来看,不论是阮朝还是黎朝,不论是中国传入还是越南自撰,汉文版本均多于喃文版本。这也反映出汉文化与儒家思想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如以黎朝阮逸《阮唐臣传家规范》与阮朝不详撰人以特殊的六八体喃歌着录的《教训演歌》比较,其内容均有摘录中国古籍或引用中国家训的现象,均以谨门庭范、孝事父母、友于兄弟、敦睦夫妻、信孚朋友、修身品行,以及讲求勤德、勤俭、正直为主要内容,不论喃文版本还是汉文版本,均遵行中国儒家的伦理规范。不过,随着社会和时代的演变,针对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越南家训的内容也“与时俱进”,如《居家劝戒则》除了传统的伦理规范,还增加了训诫子孙“毋吸毒”的内容。这说明,越南家训虽然以中国儒家思维与伦理法则作为修身齐家的基本规范,但仍然以本身社会的架构作为执行的本体。

  越南家训文化源自中国,其产生契机在于儒学思想的传播和科举制的导入。在传入之初,儒家的伦理规范仅流传于能释读汉文的世家大族之间,它们形成一个独特的儒士群体。而真正将家训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在越南的传播推向深入的,则是喃文版家训及其与童蒙教育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作为“一家之言”的《戒子书》,借助刊刻流传、宗教倡导等媒介,转变为面向普罗大众的《训俗书》,对越南民间的风化教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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