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媒介文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景观，媒介化现实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情境。直面媒介现实对文论带来的巨大冲击，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导的中国文论研究，在既不违背原典精神又能体现传承创新精神的前提下，生成符合当今时代与现实需求、具有思想深度与理论内涵的话语系统和阐释方式。

　　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品格的新塑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品格和特征之一，但反思近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某种程度上却存在与当代社会现实渐行渐远的现象，本应具有经世致用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蜕变为一种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时代精神相脱节的文本阐释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数字新媒介文艺面前作为不大，在新媒介文艺和文艺的媒介问题上尚未提出新的见解。

　　针对上述问题，一个重要思考向度是，将当前的媒介文化现实、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相结合，积极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新领域，以建立适应当前媒介化语境和跨学科发展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在于：其一，针对信息技术、数字媒介空前发展这一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论应积极介入进来。因为媒介文化发展的状况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考量，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置于媒介化现实语境以观照当代社会的变迁，这将重新唤起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实践品格、人文担当和社会责任意识；其二，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引入媒介学研究维度，是电子—数字媒介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理论课题。在当今时代，电子—数字媒介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的功能愈加强大，不仅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时空观念、感知方式，而且强烈地改变着文艺的基本观念、存在方式、生产—消费（创作—阅读）模式、作者—读者关系以及文学艺术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担当等。可以说，实现媒介文化现实、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联姻，不仅仅是单一学科上的突破和学科间的彼此贯通，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向实践领域的挺进，这必将有效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对当前媒介化现实的变化。

　　在阐释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的理论与现实必要性之后，问题就立即转移到什么是文艺媒介学以及如何建立文艺媒介学上来。要理解什么是“文艺媒介学”，关键在于理解“媒介”二字。梳理西方美学史和艺术哲学史发展脉络，不同学者对“媒介”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德，他们将“媒介”或理解为“艺术语言”，或理解为“艺术材料”，或理解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工具—技法”，或理解为“传播—传承机制”，或宽泛地理解为“一切技术”。由此，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首要和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将对文艺“媒介”的理解问题置于历史发展脉络和艺术哲学与美学传统之中，在阅读、分析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详细考辨不同艺术哲学家、美学家、媒介思想家们是如何界定“媒介”的，他们各自形成了怎样的文艺媒介思想、理论和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文艺媒介问题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的文艺批评标准，从历史层面对文艺媒介学的建构。

　　文艺与不同内涵“媒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主要研究的论域，是文艺的“媒介”问题、文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媒介化“现实”的回应问题，那么，在历史层面怎么去探讨文艺与不同内涵“媒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突出表现为以下五种“关系”。

　　第一，文艺类型与作为形式“媒介”的不同艺术语言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勾连。不同的形式媒介（艺术语言）与不同的文艺类型相关联，例如绘画关涉线条、颜色、光影等图像语言，音乐涉及节奏、旋律等声音语言，舞蹈关涉身姿、动作等肢体语言；即便是同样的形式媒介（艺术语言），也会由于呈现媒介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文艺样式。

　　第二，作为“媒介”的不同艺术材料对文艺的呈现与展开的影响。一般而言，艺术家会首先运用艺术符号在头脑中构思艺术作品，但艺术构思只有借助特定的材料媒介才能跃升为具体的文艺作品。

　　第三，文艺与作为“媒介”的文艺创作/生产工具、技法之间的关系。比如中西方皆以动物毛制作画笔，均借助毛的虹吸原理去储存油墨。但中国的毛笔把动物毛按照长短塑形成圆锥状，似乎更适合于对水墨和线条的处理；西方惯于把动物毛排列成平头形，似乎更适合于对油性颜料作块状涂抹。

　　第四，文艺与作为“媒介”的传播—传承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同媒介时代文艺的记录、保存、传播和传承方式，对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文学作品呈现在甲骨、简牍、纸张、电影、电视上，会表现为迥异的面貌和风格；留声机和唱片等新的存储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先前以口头传播或以乐谱为媒介的音乐储存、传播和消费方式。

　　第五，文艺媒介学更应重点关注不同技术尤其是在文艺发展史上同文艺关系密切的技术，与不同艺术类型之间复杂而绚丽的互动关系，比如摄影术与绘画、印刷术与文学、留声机与音乐以及电子—数字媒介、人工智能等与文艺的关系等问题。

　　文艺媒介学需要回应当下现实

　　以上五个方面是从历史层面和关系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建构的分析。在历史层面和关系层面建构的基础上，文艺媒介学还需要回应当下现实问题，在现实层面进行建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引入媒介学相关理论资源，从跨学科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深入研究，以凸显时代性和现实性。现实依据是，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深刻改变了文艺的形态，催生出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需借鉴媒介学相关理论，与时俱进地应对电子—数字新媒介带给文艺的巨大挑战。

　　其二，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前媒介化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根据媒介化现实不断调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系统，拓展阐释维度和话语空间。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且应当应对人工智能自主创作文艺作品这一现实（如人工智能产品微软小冰创作出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和音乐单曲《在一起》），在解决文艺创作/生产主体从有着鲜活生命的“作者”，向人工智能这一冷冰冰“机器”转变过程中，提炼出适合媒介化现实的话语类型和阐释方式。在此，介入媒介化现实语境、同媒介文化实践相勾连、引入媒介学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具体地说即马克思主义文艺媒介学，就从历史层面和关系层面跃升至实践—现实层面，它所处理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历史和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社会变迁中所出现的时代性问题。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文艺媒介学的理论与方法”（17XNF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