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具有记录与传承的文化属性

　　首先，我们从一项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看汉字与中华文化的深层关系。《考古》2017年第2期公布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中期小城内王族墓中出土了一件骨耜（ⅡM26:4），骨耜上有一个刻划符号，学者将它释作“辰”字的初文，就是甲骨文“辰”字的前身，是一个表示农具的象形字。（何弩：《陶寺遗址ⅡM26出土骨耜刻文试析》，《考古》2017年第2期）“辰”是一个农具象形字，郭沫若等古文字学者早已做过探讨。这次新发现，将“辰”这个文字符号与骨耜这一实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证实了郭沫若等“辰实古之耕器”的考释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辰”作为早期农具的代表，甲骨文中的“晨”、“農”、“辳”、“蓐”等有关农事活动的字，都是用“辰”作为主要构形元素构造出来的，这是“辰”作为农具在文字体系内部留下的记录。出土骨耜的墓葬属于陶寺文化遗址中期，相当于公元前2100—前2000年，这一发现将汉字的起源和历史提前到公元前21世纪，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材料证实“辰”本来是农具，但是，我们都知道“辰”同时还指“星辰”和“时辰”。为什么作为农具的“辰”，同时又指称“天体”和“时间”呢？这个问题其实古人早已提出并试图作出解释，如宋代沈括就对“天事”名“辰”与“干支”曰“辰”进行过分析探讨。（见《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现在看来，“辰”是由农具进而泛指农事，再延伸指称“天体”和“时间”概念的。“辰”字字义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时代先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反映。古人早已发现，农事活动与天象运行、四时代序密切相关，“辰”字字义系统正是这种认识在语言文字中留下的珍贵记录。

　　古代对农事与天象、历法关系的观察由来已久。农耕文明时代的“观象授时”与农事活动直接相关，这为“辰”字引申联想，用以指称“星辰”和“时辰”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礼记·月令》《夏小正》等先秦典籍关于星象、物候、农时的记录，为认识这一文化背景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材料。当我们了解了早期农耕文明“观象授时”的文化背景，“辰”这个字既可以指“农具”、“农事”，也可以指星辰、时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例子典型地体现了汉字自身的文化属性及其在记录、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汉字系统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

　　与世界上其他现存文字相比，汉字除了具备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一般属性外，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文化属性，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这一特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完整保存和持续传承。在人类文明史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黄河流域的汉字是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作为自源的古典文字，汉字是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文字体系，其他文字都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汉字体系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华历史文化得到完整记载、保存和传承，形成了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的古典文献。浩如烟海的出土与传世古典文献，记录了中华文化演进和发展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这一点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应归功于汉字系统的悠久历史和持续稳定。

　　其次，汉字是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系统，其形体构造客观记录和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虽然与所有成熟文字一样，汉字的功能是记录汉语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汉字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系统的功能。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其构成方式和符号系统本身携带着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要素也通过汉字形体和意义系统得以保存。

　　因此，可以超越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层面，将汉字本体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来分析研究，从而揭示汉字与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汉字本身记载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将汉字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系统，深入揭示和阐释汉字自身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发展演变，可以更加彰显汉字体系的文化属性，更好地认识汉字体系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重大价值。

　　再次，在民族众多、疆域广袤的国度，汉字在传播统一的思想文化观念、维系中华民族的特性、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融合了多元文化因子，从华夏大地上早期的古人类分布，到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种地域文化，正是经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激荡、交融，才孕育出伟大的中华文明。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始终沿革有序，其传承发展的历史从来未曾中断。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作用无法替代。汉字的形成和发展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汉字的出现代表着中华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汉字记载了夏商周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了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学说，成为创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

　　汉字的巨大文化功能，使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异族文化的能力。无论历史长河经历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则一直保持着基本稳定，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汉字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享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随着汉字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对朝鲜、日本和越南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汉字充分发挥视觉符号系统的特点，适应汉语多方言区交际的需要，形成了通行于不同方言区的汉语书面语系统——雅言，对中华文化跨区域广泛传播功不可没。先秦时代，我国方言分歧就比较突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影响到语言的交流和思想的传播。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它是汉字系统成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读书音）系统，具有超越方言的性质。随着先秦典籍的经典化，汉语逐步趋向文言分离，形成了一套超越口语的书面语系统——文言文。文言文系统一直延续使用到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汉字对汉语产生的显著而长久的影响。

　　汉字记录的雅言具有超方言性，在传习过程中自然也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功能。由雅言到官话，再到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促进了不同方言区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经典的学习和传承。中华儒家等主流文化因为方言传播障碍的扫除，得到了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中华文化的持久影响力，这是汉字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记载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存续的根脉所系。近代以来，汉字的巨大历史功绩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汉字的文化价值为其工具价值所掩盖。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重新评价汉字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贡献，深入挖掘并再现汉字系统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是当代语言和历史文化学者应该担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