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可以提升学术自主的水平，也可导致学术依附的结果。不同历史形势和力量对比背景下的翻译，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次翻译浪潮为中国学术提供素材

　　中国现代学术翻译的系统兴起肇始于19世纪晚期，以商务印书馆的建立为标志。戊戌变法前后，在变法图强成为整体社会思潮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现代西方政治观念以启民智、新民德和促民力，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翻译则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手段，为当时诸多知识分子所倚重。比如，在谈到翻译的重要性时，梁启超指出：“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应运而生。其建馆不久便设立编译所，蔡元培、王云五等先后任所长，把学术翻译作为基本业务，组织出版了“严译名著”学术丛书，其中包括《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等经典名著。在“严译名著”的基础上，商务印书馆此后进一步出版了《世界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书系。这些丛书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首次翻译浪潮的出现。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断言第一次翻译浪潮催生了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和现代学术，一点都不为过。“严译名著”中的每种著作均给人们思想带来深刻改变：《天演论》使人们认识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民族国家生存法则；《法意》使人们意识到与传统迥然有别的现代政府体制；《群己权界论》使人们接触到自由、民主、权利等现代政治观念；《群学肄言》使中国孕育出社会、共同体等意识。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了崭新起点。而商务印书馆此后推出的《世界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则不仅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且使其学术研究的主题甚至文风均发生了重大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不再像20世纪初那样背负艰巨的启蒙和救亡使命，学术翻译也不像往昔那般如火如荼，甚至连商务印书馆自身也几经调整，先后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机构分工组合。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翻译依然是其最基本的职能。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是：“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现了一个翻译小高潮。

　　中国学术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出现在改革开放后。1979年，邓小平发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都“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这一讲话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春天。在政治学领域，这种“补课”是以对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作为出发点的。其他学科的情况多少与之类似。商务印书馆再次扮演了领头羊角色，在1982—1991年短短十年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先后出版六辑。除商务印书馆外，学术翻译也成为当时其他各主要出版社的基本业务。大量译丛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再起步提供了基本素材。以政治学为例，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约20年时间里，大部分政治学者都集中在对西方思想的引介和研究上，思想史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主题。

　　学术翻译与思想殖民“携手同行”

　　从学术翻译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学术对翻译存在依赖，后者不仅催生中国现代学术，而且一度塑造了其思维模式、话语体系，甚至直接影响其研究主题的选择。这种情况造成中国学术对西方学术的亦步亦趋，使西方学术在中国学术面前表现出自大和君临姿态。这种依赖关系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的撞击，一些知识分子在中西二元认识论结构中逐渐转向西方，奉西为师、师夷长技成为他们的策略选择。结果导致中西“力量对比”差距愈是明显，“师法西方”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导致了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但也催生了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狂潮；八国联军的铁蹄尽管使国人饱受苦难，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知识分子此后自觉援引其政治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种以西为师的心理在第二次翻译浪潮中同样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与学术翻译携手同行的是西方的“思想殖民”。具体体现在西方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对本土学术的蚕食鲸吞上，体现在本土学术丧失自身本体文化，自觉站在西方价值立场、援引西方的话语体系上。相比而言，政治、军事、经济等其他领域的殖民具有明显的外部可见性，而思想领域的殖民则表现得更加隐秘，因为它发生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由本土知识分子所发动和推进，并且被贴上了“启蒙”、“救国”、“图强”等诸多所谓的进步标签。

　　立足本土情境使翻译回归交流本位

　　看不到学术翻译在孕育中国现代学术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一种偏颇之见；看不到随翻译而来的学术依附现象，同样是一种偏颇之见。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为保持本土学术自主而废除学术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学术翻译回归其“交流”本位，从而提升本土学术自主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笔者看来，它以解决以下问题为前提。

　　一是“体用”问题。所谓“体用”问题，即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体现在中西关系上，即“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问题。“体用”问题在19世纪中后期知识分子内部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但伴随着西方文化观念的引入和国运衰微，中国实际迈入了“西体中用”的轨道。时下，要提升本土学术的自主性，关键在于立足本土情境，实现对本土问题的理论提炼和总结。

　　二是“话语”问题。概念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以相应概念为基础。学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主性，关键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身的概念工具。放眼当下，我国尽管已形成了现代学术体系，但承载这一体系的概念工具却主要来自西方。要立足本土情境，建立起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再以其为基础建立起完整的话语体系。

　　三是“交流”问题。如前所述，翻译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但近代以来的学术翻译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即“西方引入的多，中国输出的少”。要使翻译回归交流本位，必须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保持平衡，既要从西方输入有利于本土学术发展的成果，使之成为促进本土学术发展的资源；也要将本土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让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学术研究的成就，催生其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愿望。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