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在2014年和2015年基本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2016年更可能会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失去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作用。与此同时，反全球化情绪和民粹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都在上升。全球化似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正是各国社会分化程度最高的时候。贫富差距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内部都扩大了。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是反全球化声浪日益高涨的主要原因。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速增长也减弱了全球化持续扩张的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份额已取代了传统商品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流，占全球总贸易额的60%。全球分工逐渐从产品和行业的国际分工转向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规模，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大多位于价值链低端。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世界体系中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但全球价值链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一直存在。而且，由于国际规则对国内政策空间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价值链天花板、实现后发优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正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下降速度更加明显。部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化意愿强烈。它们希望利用G20等多边平台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过去30年中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逐渐成为积极推动者。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候，中国应成为推动全球化持续公平发展的核心力量，对内对外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G20杭州峰会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也是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的重要分水岭。

　　国际社会已形成对可持续发展、包容式发展、普惠式发展、均衡发展等理念的共识，但在“如何发展”问题上却莫衷一是。贫富差距扩大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不只是专属低收入国家的问题。要实现全球均衡发展，改革现有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十分必要。

　　成功举办G20峰会并取得诸多积极成果之后，未来中国应引领新兴国家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在以下四方面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框架的改革。

　　第一，重新界定发展援助的范围，真实反映新兴国家的贡献。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是建立在援助国—受援国这个单向关系基础上的，不足以反映全球化下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南南合作”包含了新兴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发展援助的成分，但由于这个概念模糊了援助和投资的界限，反而容易让其中的援助行为被曲解为利益驱动的投资行为，从而低估了新兴国家在发展援助中的贡献。因此，制定一套明确的定义和统计方法不仅能够更准确反映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和影响力，且更有助于推动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第二，以援助撬动贸易和投资，实现三方联动。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呼吁减少捆绑援助，提高援助效率，另一方面却希望通过援助撬动私人投资参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对待捆绑援助问题上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应切实利用自身庞大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推动进一步的国际发展合作，把中间产品生产据点纳入全球的发展中国家，组织高效率的全球生产链。另一方面，中国在选择援助模式上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注重平衡内政和外交目标、本国和他国利益、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第三，从强调保护性减贫措施过渡到注重“益贫式增长”措施。贫困人口的全球分布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集中于最不发达国家，而是大量存在于中低收入国家中。对于已有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低收入国家，依靠保护性政策很难发挥效果，更需要推动性政策来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国际援助应逐渐降低对无偿赠款和债务减免等保护性援助手段的比例，提高优惠贷款、援建工程等促进性援助手段的比例。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发展尤其重要。

　　第四，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政策空间，尊重各国治理模式的自主选择。历史经验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国家能力的获取渠道是内生的，不能来自于外部援助，也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发展模式。因此，新发展合作框架应着重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自身的持续发展模式，而不是推行具有普适性的“最佳发展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减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个绷紧的橡皮筋的确应该放松一下，否则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会很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链接

G20大事记

●诞生阶段
1999年12月：德国柏林，八国集团（G8）与欧盟及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财长和央行行长共创G20国际经济合作非正式论坛会议。
●发展阶段　
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峰会到南非开普敦峰会，是G20的发展阶段。其间，成员各方共同探讨解决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建立了G20年度财长、央行行长机制。
2000年10月：G20加拿大蒙特利尔峰会举行，主题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2001年11月：G20加拿大渥太华峰会举行，主题为“打击恐怖融资”。
2002年11月：G20 印度新德里峰会举行，主题为“打击恐怖主义融资”。
2003年10月：G20墨西哥莫雷利亚峰会举行，主题为“金融危机防范与应对”。
2004年11月：G20德国柏林峰会举行，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稳定与增长以及区域一体化”。
2005年10月：G20中国北京峰会举行，主题为“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
2006年11月：G20澳大利亚墨尔本峰会举行，主题为“建设和维持繁荣”。
2007年11月：G20南非开普敦峰会举行，主题为“确保世界金融市场稳定”。
●崛起阶段
鉴于G20峰会在金融危机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08年到2011年这一阶段里，G20“全球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2008年11月：G20美国华盛顿峰会举行，主题为“全球复苏，金融监管”。
2009年4月： G20英国伦敦峰会举行，主题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2009年9月：G20美国匹兹堡峰会举行，主题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失衡”。
2010年6月：G20加拿大多伦多峰会举行，主题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2010年11月：G20韩国首尔峰会举行，主题为“跨越危机，携手成长”。
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举行，主题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就业、发展、贸易”。
2013年9月：G20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举行，主题为“国债发行和管理体系的现代化”。
2014年11月：G20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举行，主题为“促进私营企业成长，增加全球经济抗冲击性和巩固全球体系”。
2015年11月：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举行，主题为“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
2016年9月：G20中国杭州峰会举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赵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