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历史背景下，党中央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腐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腐败问题依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关心的现实议题之一，因而，从政治信任视角讨论治理腐败，提高政府清廉执政绩效，无疑显得更为紧迫。

　　民众不信任将导致政权合法性降低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的腐败状况都被视为导致公众信任度下降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腐败的危害涵盖诸多领域，不仅损害了国家经济增长绩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差距，还提高了社会犯罪率，导致低效率的政府服务和低质量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政府公共健康、教育、环境质量等社会服务功能的弱化。这些负面效应意味着，腐败通过破坏国家治理质量与公民福利，损害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降低了政治认同度和政权合法性。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通过经验研究验证了腐败对政治信任乃至政权合法性的侵蚀。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三种研究路径。

　　首先，研究者基于多层次分析（multilevel anysisis）技术，研究一国宏观腐败程度对微观的国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有学者以16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指出高腐败水平国家的民众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更低，相应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也更低，而且腐败损害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水平。有学者基于第三、四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数据，研究表明腐败与政治信任的负相关关系广泛存在于东欧国家。

　　其次，立足于微观视角，大量研究也检验了公众的腐败经历或腐败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得出了一系列相似的结论。有学者基于欧洲民主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公众对腐败的认知显著减损政府信任。一些学者将此结论推广到亚洲国家，在考虑东亚地区独特政治文化和选举制度等因素后，认为亚洲范围内也同样存在腐败—信任的负相关关系。有学者以墨西哥为样本，证明了腐败经历与认知对政治信任的侵蚀，且此研究中发现了内生性问题，即腐败与政治信任的相关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最后，有研究同时探讨宏观上国家层面的腐败水平以及微观上的公众层面腐败认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腐败水平与公众腐败认知均破坏了政治信任度，且个体层面腐败认知的影响更为重要，整体腐败水平对政治信任的损害效应依赖于个人对腐败的明确感知。

　　政府反腐治理将提升政治信任

　　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一直稳定地维持在较高水平。无论是世界价值观调查，还是区域性的东亚民主价值观调查，或是国内的调查都表明，中国公众普遍信任政府机构，特别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远高于各国平均水平以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公民不再仅仅依据国家的经济绩效来决定对政府的信任度，制度质量（如机构与制度的公正廉洁）、社会福利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等非经济绩效，在政府合法性中权重越来越大。例如，高学德、翟学伟发现了公民对食品安全、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的满意度，能显著地正向预测政府信任；孟天广、杨明的研究表明，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治理绩效的积极评价，都与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与经济增长相比，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公民政治信任的新源泉。因而，积极推进政府对反腐等社会问题的治理，已成为推动政治信任的主要途径。

　　依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对各省居民的政治信任度及其他个体层次的变量数据，以及《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案件立案人数等数据，我们测量了各省的官员腐败情况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我们主要是要求受访者回答对7个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中央政府、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法院及司法系统、学校及教育系统、军队、公安部门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个政府机构相应的信任分值均为1—5分。其中，完全不可信为1分，比较不可信为2分，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为3分，比较可信为4分，完全可信为5分，并以此为标准展开了调研。另一方面，我们借鉴现有研究文献，对省级层面腐败问题情况进行了统计，主要是用各省每万名公共管理人员中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腐败涉案人数，来度量各省的腐败行为水平。当然，由于腐败立案侦查人数也体现了各省党政司法等反腐部门的反腐与监察的努力程度，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反腐力度受到了特定时段的影响，如学者聂辉华、王梦琦对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在地方“两会”或春节等特定时期，反腐败案件的检控率有所降低；官员任期也与反腐败案发存在U型的曲线关系，特别是在政府换届年份会显著降低。此外研究中，我们也考虑了其他对当前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如经济绩效、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安全等公民基本需求等因素。

　　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需要多处着眼

　　依据上述研究，我们基本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越多，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对应则会越低，平均而言，反腐败立案率每提高1%，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在1—4分的范围内将提高约0.1个单位。显然，这一边际效应相当之大，普遍高于个体层面的诸多变量。腐败行为产生的不公正感和质疑情绪，无疑会对公众心理与政治态度带来消极影响。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反腐风暴赢得了普通公众与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一项调查表明，十八大以来，78.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效果明显，近九成的受访者对党和国家的反腐败努力程度表示认可，73.7%的人对今后5—10年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充满信心。

　　其次，人均社会性支出的增长显著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这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应逐渐转变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在政府支出结构上由偏向于生产性公共支出转向提高社会福利等民生支出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度。

　　最后，依据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主观社会地位与政治信任的相关性的分析，年龄与社会地位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而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公民越可能对政治共同体表现出依附性信任趋势，同时社会地位较高的民众掌握的各类社会资源也相应较丰富，他们作为既有体制的受益人，更倾向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而非走向对立立场，所以这类群体的政治信任度相对处于高位。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对政治议题的敏感性和理解程度也相应较高，他们丰富的信息视域有助于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政府机构做出对比信任评价，从而展现对国家机构信任态度较为谨慎的特征。收入状况良好的阶层政治信任评价反而较低也暗合这一逻辑，这再次提醒我们：伴随社会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会对民众政治态度乃至国家宏观治理形成新的认知模式。

　　上述研究表明，面对中国转型期以来的腐败问题，党中央和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深对腐败危害严重性的认识，找准治理腐败的关键领域，在完善行政制度体系和监管惩处机制前提下，做出扎实的反腐败政治承诺，取得有效的治理绩效，才能防止腐败的负面影响从社会经济损失扩散到对政治信任及政权合法性的侵蚀。我们相信，伴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从“治标”到“标本兼治”，再到“以治本为主”的深入发展，腐败治理的显著成效将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