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带一路”部分关联国（东亚、东南亚地区）传统上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在文字系统的创制上借鉴过汉字，或在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使用过汉字，并且精英阶层广泛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具备汉语扩散的较多历史拉力因素。　　

　　国际上关于语言传播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在“语言扩散”的意义上探讨所谓语言传播的过程、规律及结果；另一条则是在所谓“语言交际”的意义上将语言传播置于人际面对面互动的框架下考察语言在社会互动中的功能和作用。

　　前一条线索旨在探讨语言在地理上的扩散结果，即一定的语言从甲地扩散到乙地，是否完全替代了乙地原先通行的语言，或两种语言仅仅并存于一定的社会场域，或两种语言以社会语体的有序分布，流行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后一条路线旨在考察社会成员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中以语言建构出对话的意义世界，并通过对话者内在经验的语言外化过程而实现对话者相互间经验和意义的共享，由此透视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成立条件。但是，这两条线索并非完全平行，而是相互影响，使得语言传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语言扩散”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为最高目标，使之构成语言传播的最终形态，但在母语之外，一种外部植入的语言变体如要实现这一传播目标，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卷入语言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即使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构成进入对话和交际的社会成员展示其主体人格、分享彼此经验和情感的社会行动过程本身。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是社会活动，是一种生活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交际实质上是一回事，语言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交往过程几乎等同。目前语言研究领域所提出的语言交际的两种基本模式——“信息模式”和“推断模式”已经成为语言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语言传播基本规律的认识。在这两种基本模式的框架下，对于语言传播、语言交际的理论阐述带有明显的语言学偏向，从而遮蔽了这一外化的语言现象所包含的非语言因素及其社会性本质。

　　汉语国际传播同样体现出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并不构成例外。但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相关的政策部门，对于语言传播的两种形态，即“语言扩散”和“语言交际”，存在着理论和政策的双重混同，对于二者处于何种关系也未作深入分析，因而无法界定“语言扩散”意义上的汉语传播在日常生活场域的“语言交际”之中有可能遭遇到的传播制约。我们也要看到，汉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作为外部植入的语言，虽然难以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但从语言传播的理论可能性考察，仍然在政治、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传播空间。这样的汉语传播具有社会群体的限定性，而非全民语言所要求的那种周延所有个体和群体的语言传播模式。

　　我们认为，需要把汉语传播作为一种系统和过程，以“语言扩散”和“语言交际”作为汉语传播的两种形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解释汉语传播的内在规律，并围绕汉语传播过程中的推拉因素，来勾画一个相对符合语言传播规律、具有前瞻性价值的政策框架。面向“一带一路”，关于汉语国际传播可以作出如下一些基本判断。

　　第一，所有“一带一路”关联国对于汉语的扩散和传播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一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的推广政策与汉语扩散和传播有可能形成的冲突；二是英语根深蒂固的国际地位及其广泛影响与汉语扩散和传播可能构成的冲突；三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推广、英语在教育体系中的普遍性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叠加力量，与汉语扩散和传播可能构成的冲突。

　　第二，“一带一路”部分关联国（东亚、东南亚地区）传统上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在文字系统的创制上借鉴过汉字，或在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使用过汉字，并且精英阶层广泛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具备汉语扩散的较多历史拉力因素。但这些国家由于地缘政治的特点，有的与中国存在一些争端，其政治因素有可能削弱传统文化中的拉力因素。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也可能成为抵消其国内政治负面力量的推力因素。当这种推力因素远远大于其国内政治负面力量时，汉语扩散仍有很大的成功空间。

　　第三，“一带一路”部分关联国（独联体、部分东欧国家等）历史上受俄罗斯政治、军事、文化影响较深，其民族语言很多采用俄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较少，很难在传统文化层面形成汉语扩散的拉力因素。中国的经济实力，包括在相关国家的投资活动，创造了与汉语运用较多关联的贸易、生产、就业空间，在源自中国的推力因素的作用下，可能形成相关国家的宏观和中观层次的拉力因素，有利于汉语的扩散和传播。但是，在语言实践上，由于相关国家受俄罗斯的语言政策影响较深，在语言规划中奉行“领土原则”，把民族语言的推广和应用与民族认同、国家主权挂钩，在制度安排上，可能形成中观和微观层面汉语向对象国日常生活场域传播的制约。但是，在制度安排较少干预的私人生活场域，即语言的非正式交际场景下，仍然存在汉语传播的有利空间，当然这种传播主要以中国人出现于相关交际情境为前提。

　　就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而言，优化的目标实质体现为：第一，如何延长推力因素的传递过程，即最大限度实现从宏观到中观直至微观的延伸，而推力因素传递过程的延伸，并非仅仅依靠加大推力作用就可以理想地实现。第二，如何使源自中国的推力因素转化为源自对象国的拉力因素，从而实现汉语传播从国家之间的“语言扩散”向对象国日常生活场域的“语言交际”的转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15JJD74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