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一统政体的建立，是历史实现重要转折的标志。这一时期“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对“海”的关注，反映了当时社会海洋意识的觉醒。秦皇汉武等有作为的帝王注视神秘的海域，并且对海上方士的海洋探索予以行政支持。秦汉海洋航运推动了海洋资源开发的进步，促进了早期海洋学的发展，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秦皇汉武“海上”之行与“楼船”远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曾经“渡海渚”、“望于南海”，又“并海上，北至琅邪”。“始皇梦与海神战”，又“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秦始皇亲自以“连弩”射海中“巨鱼”的行为应发生在海上航行途中。

　　汉武帝也是一位对海洋世界表现出积极探索欲望的帝王。他一生中至少十次至于海上，行程超过秦始皇。汉武帝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高龄。

　　秦始皇对岭南的征服，置南海等郡，使得中原帝国控制的海岸线空前延长。汉武帝灭南越曾调用“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又平定东越反叛，“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这是又一次利用海上航行能力发动的远征。

　　东汉初，马援曾率领楼船军远征交阯、九真。秦皇汉武的海上之行与海上远征，充分说明了秦汉航海技术的进步。

　　海洋航运的技术进步

　　《史记·平准书》记载，南越战事发生时，齐相卜式上书表示“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汉书·卜式传》更具体地说到“博昌习船者”，指出了杨仆楼船部队出发地点曾经集中了技能高超的航海水手。对于《史记·朝鲜列传》所谓“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其中“兵五万人”是否显示杨仆楼船军规模存有疑议，但“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说明这支“从齐浮渤海”而来的部队至少应有7000人。

　　据《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可知“楼船”军训练基地已经形成。据《汉书·地理志上》，庐江郡“有楼船官”。闽越反叛，“入燔寻阳楼船”。颜师古注：“汉有楼船贮在寻阳也。”长江沿岸有楼船制造中心，体现出当时江航与海航相结合的交通方式。

　　《汉书·艺文志》“天文”题下著录《海中星占验》等6种，题名均首言“海中”。此类“海中星占”书应包含海上天文观象的记录，可以看作早期海洋学的成就。《淮南子·齐俗》所谓“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即直接反映了以星象判定海上航行方向的情形，可以明确证实航海技术的进步。

　　徐福“入海”“止王不来”

　　秦始皇使方士徐福“入海求神异物”，《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写道：“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汉书·伍被传》的说法是：“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事，也写道：“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则已将徐福所止王不来处与日本相联系，其事系于“倭”条下：“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日本一些学者也确信徐福到达了日本列岛，甚至有具体登陆地点的考证，以及所谓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史中相应时段产生的显著进步，与徐福东渡有关。

　　南洋航运

　　《汉书·地理志下》记述了西汉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海上商运相当繁荣：“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由黄支国还可以继续前行：“自黄支船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家或部族的具体位置，学者多有异议，而黄支国即康契普腊姆（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亦今斯里兰卡，是中外学者基本一致的意见。

　　广东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多出土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质料的装饰品，并曾出土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经过化验的玻璃珠样品含钾5%—13.72%，而铅和钡的成分仅有微量或根本没有，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制品截然不同，无疑是由南洋输入。

　　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航道仍大致保持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可以认识海上交通对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