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郑和航海的“过洋牵星术”，“一看就是阿拉伯的技术”。这种观点无视中国古代悠久的天文航海传统，也抹杀了郑和航海的伟大成就，实乃西方航海史家谬论的翻版，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航海中使用的“牵星术”就是通过观测星辰（主要是北极星）的海平高度（仰角），来确定船舶航行方向和在南北纬度上所处位置的一种技术；“过洋牵星术”，顾名思义，就是在茫无边际的大洋中运用“牵星术”越洋抵达彼岸的航海技术。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中国人总结发明了自己的“牵星术”和“过洋牵星术”，郑和下西洋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天文航海技术。简言之，郑和舟师的“过洋牵星术”是中国版本的航海技术，而非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

　　中国应用天文航海技术历史悠久

　　在大海中航行，确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至为重要。白天沿岸航行，陆地上的各种标志可以导航，但在夜间或水天一色的大洋中航行，既看不见岸上的目标，又没有海中岛屿可作航行指标，就只有靠观测日、月、星座来辨明方向，确定船舶的位置了，这就产生了天文航海技术。我国人民应用天文航海技术历史悠久。在商代甲骨文与《夏小正》中，与“斗”字相关的记载屡屡出现，这与当时人们通过观察北斗星来判断方位有直接关系。在《汉书·艺文志》天文类中，天文航海方面的书籍《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顺逆》等共计136卷之多。西汉刘安等著《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可见，当时在茫茫大海中靠观测星斗及北极星导航，已成为普通常识。

　　自汉代以后，我国海船凡往返于印度洋、南洋之间，必运用天文航海术。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竝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这里明确指出，在航海中一旦迷失方向，必须靠看北极星来辨明航向，才能返回。这也能从当时中国人的航海记录中得到印证，如东晋高僧法显回忆自印度和斯里兰卡乘船回国的经历时说：“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唐朝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僧一行已利用一种名为“复矩”的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这为中国航海者在航海中测量北极星等准星距海平面的高度来准确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靠观测天体来导航的局限性是，当阴云遮天或海雾弥漫的时候，天文航海术无从施展。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则破解了这一难题。但指南针导航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不能确定船舶所在的地理位置。所以，郑和船队在天气晴朗时夜航，还需配合以罗盘指向的天文航海术。郑和船队成员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描述了观日月星斗并结合指南针罗盘导航的技术。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结合起来运用，既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又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洋牵星术”，明显优于阿拉伯人单纯观测星辰的技术。

　　郑和船队的“过洋牵星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及其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我们提供了郑和下西洋如何应用这种航海术的实例。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即通过测定北辰星等星辰在某地的海平高度为若干指，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牵星术”是通过一种专用以观星的器具“牵星板”而进行的。在进行观测时，为使牵星板和人目之间的距离保持固定，可以用不持板的右手，从板的下端和中心，引出一根长度固定的绳子，拉直牵引到人目。一般人手臂的长度为60厘米左右，由此计算出一“指”的角度。早在秦汉时代，我国在天文观测中已广泛使用“指”作为角度测量单位。

　　郑和船队的“过洋牵星术”，不仅在天文观测中使用“指”这一中国古老的测量单位，就是其测量“星斗高低”的方法，也源于中国古代民间航海者。在东南船家的海洋民族志上，船家测量“星斗高低”的最原始方法是“裸掌测星”。海南文昌市清澜南岛的渔民，仅用裸掌五指就能衡量北极星的出水高度。这种“裸掌测星”法对于研究古代量天尺的起源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反映了测星定位导航技术的原初形态，是宋代以来航海量天尺、牵星板等专用测星工具的前身。

　　郑和船队的“过洋牵星术”采用星辰的中国名称。如“北辰”星，即指北极星，古名勾陈一，星座名为小熊座α星；“织女”星古名织女，即天琴星座，等等。这充分说明郑和航海的“过洋牵星术”是中国本土的天文航海术，不是凭空偶然产生的，更不是阿拉伯的技术。

　　阿拉伯人的“过洋牵星术”极有可能来自中国

　　我国老一辈著名中西交通史和航海史专家向达教授指出：“过洋牵星的航海术，中国与阿拉伯究竟孰先孰后，谁学谁，尚无定论。”向达还批判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谬论，尖锐地指出：“西欧资产阶级东方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荷兰的戴闻达（J.J.L.Duyvendak）所说‘航海图’（指《郑和航海图》，笔者注）是以阿拉伯人的地图为蓝本云云，那全是逞臆之谈，举不出何种证据。”郑和航海运用的“过洋牵星术”不仅不是阿拉伯人的，而且阿拉伯人用的“过洋牵星术”极有可能是学习中国人的。有些西方航海史家坦言，中国古代在航海上曾“开导”过阿拉伯人。例如，《中国印度见闻录》（又称《苏莱曼东游记》）一书是根据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的见闻所撰写的，其法译本译者 J.索瓦杰在译序中强调，该书原著的某些章节的编写特点以及部分地名译名都富于中文色彩，因此，“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同时，他还据《印度珍奇志》指出：“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