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形而上学的命运与虚无主义相连并不始自尼采和海德格尔。迟至18世纪，形而上学就已显示出自己的“虚无”。而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要将形而上学从虚无性中拯救出来，使其重获科学性。
“形而上学”的危机由来已久
一提到“形而上学”，我们可能主要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与物理学相对；黑格尔意义上的：与辩证法相对。问题是，第二种用法是如何从第一种用法过渡来的？
第一种用法一开始只有分类、排序的意义。安德罗尼科（Andronikos）在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将这类作品放在物理学作品之后。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认识到这些作品具有一定主题意义，它是对物理世界的终极实在的研究。再看第二种用法，黑格尔那个时代是传统形而上学出现普遍危机的时代。黑格尔认为是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因而将形而上学指认为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加以批判，并提出全面、联系、发展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法”。
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拯救形而上学危机
传统形而上学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深陷危机，实证科学以一种轻蔑的眼光看待它。康德区分了两种形而上学，即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他指出，纯粹理性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倾向——超越现象去认识本体，由此产生先验幻相。他在此明确了纯粹理性的超验运用与内在运用：后者是正当的；前者则是理性的僭越和滥用，是败坏形而上学名声的根源。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被分为两种，并且这两种只是对立关系。但黑格尔不是这样看待形而上学的危机，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形而上学作为辩证论的一面和作为科学的一面。在他看来，理性有这种自然倾向不是坏事，通过自我否定获得自我超越是理性本身的特点，理性是一种通过自我中介而自我建立的运动，即在否定中建立自身的运动，先验幻相不过是自我建立的中介。问题在于如果停留在这种中介上，以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看待它，以为它是绝对的、永恒的，那就成了形而上学。黑格尔认为，先验幻相的问题出在以知性的方式来认识理性，而知性的认识方式是非此即彼的、静态的、固定的。但以往那些形而上学或者人们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都不错，它们由于成为了最高科学的一个环节而获得了自己特定的地位和价值。
其实，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拯救形而上学危机有他的深层目的，有他出于时代的考虑。1818年10月22日，他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袒露了这种心声：这个时代有一种“对于理性的绝望”的危机。这篇开讲辞主要是对以实证主义为表征的科学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康德的不可知论导致了一种后果：我们对上帝不能形成知识，不能通过理论理性对它加以证明，只能信仰或期待。这样上帝就从科学的领域被请出去了，我们有了两个领域：有限性的经验领域和无限性的超验领域。他在1821年夏季学期宗教哲学的讲演手稿中写道，这一要求把上帝变成了远离我们的意识的一种无限幻象，同样，把人的认识变成了有限性的一种虚骄的幻象、幻影和现象的填充。由此流行起了一种风气：人们以获取越来越多的有限性的知识为骄傲（这时实证科学门类广泛建立起来），而认为认识上帝的本性和本质是愚蠢的。他在1818年开讲辞中用拜拉特（Pilatus）的态度类比这种流行的态度：当拜拉特从耶稣口中听到真理这名词时反问道，真理是什么东西？意思是说，天地间有真理吗？他又在1821年讲演手稿中这样描述这一特征：“我们的时代却具有这样的突出标志：了解一切事物和每一件事物，而且是无限众多的事物，唯独不了解上帝。”这让我想起尼采对虚无主义特征的描述：现代人对所有事情都很勤劳，唯独对一件事情不勤劳，就是思考人生的意义。在此，黑格尔较早地涉及了虚无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他在形而上学权威性逐渐隐退和消失的背后看到了现代社会有一种最高精神的逐渐隐退和消失，这是他真正忧虑的。那就是对真理和绝对不追求、对永恒和神圣对象不置可否的态度。
虚构的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根源
尼采是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形而上学的，他要将形而上学连根拔起。他认为，形而上学本身是虚构出来的，这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它既是虚构的慰藉，又是枷锁。枷锁一旦打开，人们就像被取走灵魂一样不知所措。这正是尼采笔下的欧洲现代人形象。
海德格尔将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看作虚无主义，这与尼采将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视为形而上学是一致的。不过海德格尔指出，作为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终结”了，但同时形而上学以变化了的形式从另一个开端开始“复活”。在经历了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两次重大的批判和改造之后，尼采特别是海德格尔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哲学门类或者思维方式，而是一个基本事件，这一基本事件刻画了西方人的命运：虚无主义。
由于世界历史的逼近，形而上学已经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基本事件，而是一个全球化的基本事件。如此说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就不得不严肃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了。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