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在中国各地发现数量惊人且内容珍贵的出土资料，即使进入21世纪，这一势头也没有减弱。对出土资料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广泛的研究领域，不仅在中国和日本，在世界上它也是最热的研究之一。

　　事实上，从战国到三国墓葬等发现的新出土简帛资料，可能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以往仅通过传世文献得出的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出土资料研究的前景十分可观，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而言，出土资料的价值今后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

　　在很多新发现的出土资料还未公开的情况下，日本学界截至目前都是按照历史学、思想史这样的传统分科形式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分别展开研究的。但这种做法恐怕不妥。不同学科、多种领域的研究者汇聚一堂，共同协作努力，通过对同一出土资料进行多角度的学际研究，增加知识，提高研究水平，应当是必要的。笔者曾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策划成立“中国出土资料学会”（1995年4月），就是为了顺应这一需要。时至今日，这一必要性不仅一点没有降低，反而更加增强。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出土资料研究，必须更加努力地推进上述各领域的共同合作。

　　举一个占筮研究的例子。在这一领域，一方面，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等研究，主要是从经学或思想史的学科角度展开的；另一方面，望山楚简、九店楚简、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等的“卜筮祭祷简”，以及定州汉简、睡虎地秦简、阜阳汉简、九店楚简、张家山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王家台秦简等《日书》研究，则主要是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像这样将两者分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是当代日本学界的现状。

　　但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并不适当。对于上述各种资料，不仅要分领域进行研究，还必须通过经学、思想史、历史学、宗教学、占筮研究等各个学科进行更加多角度的学际性的研究。占筮的出土资料除了前文所述外，还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式法》、《阴阳五行》，尹湾汉简《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等。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低，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占筮经营日常生活，在正确把握此类事实的内容和意义上，推进多角度的学际的共同合作研究具有决定意义。

　　而且，无论是日本还是世界，像这样分学科开展的出土资料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个别的具体研究阶段。但停留在这一阶段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必须将其发展为概括性、理论性的研究。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时，笔者认为以下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进行各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时，有必要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总结，同时对由思想、历史、语言文学等不同视角构成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内容，作一个全面性的概括。而且，有必要指出思想、历史、语言文学等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分别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搞清楚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构造。

　　第二，有必要阐明下述问题，即通过上述出土资料，研究探明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此前的殷、周文化（思想、历史、语言文学等）以及此后的三国、六朝以后的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它在中国史发展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历史特质。换言之，有必要利用出土资料，将学界曾经争论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论和中国古代史社会性质论放在包括思想、语言文学等在内的整个文化中，从这一新视角重新进行探讨。

　　具体而言，我希望今天的研究者能够以出土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和国家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特别是对日本西嶋定生提出的秦汉帝国是建立在对个别人身统治基础上的专制国家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而言，藤田胜久的《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形态》、太田幸男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史论》等，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回应这一问题的为数不多的可贵尝试。

　　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和“东方专制主义论”，建立关于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新理论，是今日学界迫切所需。而这样的新理论应当是在以出土资料为基础对上述问题的再探讨中产生的。

　　（作者单位：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杨振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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