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发现木简是在1928年三重县柚井遗址和1930年秋田县払田栅遗址。但直到1961年1月奈良市平城宫遗址出土40枚木札，才证明它曾作为书写材料被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即便出土过粘有泥土的木简，可能也没有引起发掘者的注意。日本研究者开始关注木简，源于中国简牍的发现，尤其是1930年代的大量发现。在平城京木简出土之前，1950年代公布释文和图版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无疑给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激励。

　　此后，直到21世纪的今天，日本各地陆续有木简出土，总计近40万枚。只要研究日本古代史，木简是必不可少的资料。此外还以国立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为中心成立了“木简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杂志《木简研究》。日本木简和中国简牍，虽然同样是以木札为书写材料，用途上也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同。这里着重谈一下两者的不同。

　　日本没有竹简出土

　　日本当然生长有竹子，能够轻易地获取竹材。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使用竹简呢？

　　汉字早在5世纪就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当时日本朝廷在行政和文化方面都使用汉字，7世纪时遣隋使（第一次遣隋使是在600年）已和中国互换国书。日本出土的木简均是7世纪中期以后的，而平城京木简﹑长屋亲王宫木简等8世纪律令制度下的木简数量最多。到了7﹑8世纪，日本也已使用纸，这一时期正仓院文书中就有很多用纸书写的佛经抄本﹑户籍账簿﹑典籍等。也就是说，日本的木简时代实际上是纸和木札并用的时代，像书册这样需要书写长文的，都使用纸。

　　大量生产和编缀形制统一的札，竹简比较适合，木简则可以进行刻齿﹑封泥匣﹑纽孔等细致加工。换言之，汉代编缀册书简使用竹简，而单独使用的简则用木简。因此在改用纸的过程中，册书简（竹简）最先改用纸，而木简（单独的简）在改用纸上则花了较长的时间。结果，木和纸并用的时代在中国是3—4世纪的楼兰简时代，而在日本则是7—8世纪所谓的日本木简时代。

　　日本没有出土竹简，也不存在编缀的木简。所以日本学会使用“木简”一词，而不使用包括竹简的“简牍”一词。

　　形制和内容的不同　　

　　日本木简的内容，可以分为：第一，文书简。A.封缄木简。相当于汉简的“检”，但封的方法不同，最根本的差别是在两枚木简之间夹有纸文书。可以说是象征纸木并用的木简（如图）。B.上行文书（解木简）。C.下行文书（符﹑召唤木简）。D.平行文书（移木简）。

　　第二，货签﹑标签。A.货签。放在运往官府的物品﹑贡品上（相当于汉简的“楬”）。B.标签。货签是附在移动的物品上，标签则用于仓库等处，是为保管用的。

　　第三，通关木简（相当于汉简的“传”、“符”）。但出土的数量不多，是否所有的通行证都使用木简尚有疑问。根据文献史料，7世纪初大宝律令规定，关所为方便起见，使用纸或木通行证均可，但这还有待证实。

　　第四，书籍木简。平城京及地方官署遗址中出土了《论语》﹑《尔雅》﹑《文选》﹑《王勃集》﹑《千字文》等写在木简上的书籍。但它们不是册书形式的书籍，而是作为练习用的，只抄写了书籍的一部分，是单独的简。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出土的称作“歌木简”的木简。这是在60厘米长的大木简上，用万叶假名书写一行诗歌，诗歌为《万叶集》中的一首。它应当是在歌会上用的，但具体使用方法尚不清楚。

　　汉简以一尺为标准，诏书一尺一寸﹑律令二尺四寸﹑符六寸，由内容确定长度。但是，以上列举的日本木简，长度上是否有一定的规则还不确定。

　　出土地﹑出土情况的差异

　　日本木简因废弃不用，被丢在都城壕沟的泥中，因此不易腐烂，得以保存至今。中国西北边境出土的木简则刚好相反，是在极度干燥的条件下保存了两千多年。

　　关于日本木简和中国简牍的出土情况，还必须指出一点，即迄今尚未在日本古墓中发现作为随葬品的木简。众所周知，中国除了边境烽燧出土简牍外，古墓中也发现了大量随葬的竹简﹑木简。为什么日本古墓中没有发现呢？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或许与日本很少使用墓碑﹑墓志（仅发现屈指可数的几块，而且是从火葬墓中出土的）有关。

　　日本木简毕竟是纸木并用时期的书写材料，从这一角度说，它是纸为主流时代的辅助和补充材料。而且，在日本木简中很难找到与中国简牍的共同点，以及中国简牍带来的直接影响。日本木简时代是在7世纪以后，此时中国的简牍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日本木简和朝鲜木简，无论是时代还是形式等，都有很多共同点。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简牍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影响，以及经由朝鲜半岛而对日本木简产生影响的问题。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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