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韩国共出土约700余枚古代木简，其中有文字的约有400余枚。这些木简均属于6世纪以后的百济、新罗，尚未发现高句丽木简。

　　朝鲜半岛木简的最初使用，与古朝鲜灭亡后中国汉王朝在此建立郡县统治有直接关系。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木简是在朝鲜平壤一带乐浪郡遗址中出土的中国汉代简牍，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一般认为，汉朝设立的乐浪、带方郡等地区的简牍文化对韩国古代木简的起源产生了一定影响。

　　1975年，韩国在曾为新罗都城的庆州雁鸭池首次出土木简，至今共出土100余枚，内容涉及8世纪新罗宫廷的行政与日常生活。20世纪80年代，在百济王宫遗址扶余官北里遗址发现了2枚木简，新罗宫城月城垓子遗址也发现了木简。21世纪初公布了月城垓子104枚木简的红外线照片和报告书，木简的内容反映了6—7世纪新罗宫城周边地区的文书行政等情况。此后陆续在都城附近出土木简，特别是近期，在百济最后的都城扶余地区出土的木简数量一直在增加。

　　出土木简反映了韩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地域控制的增强。当时国家对地方的统治主要表现在对人民及其生产物的控制上。新罗城山山城木简（庆南咸安）与二圣山城木简（京畿道河南），以及百济伏岩里木简（全南罗州）都是典型例子。其中，1991年发现、至今已出土270余枚木简的城山山城木简可称得上真正开启了韩国的木简研究。咸安位于加耶安罗国的中心，新罗在560年占领加耶全境后，将该地作为控制加耶地区的据点。新罗将从新罗人民那儿征收的稗、麦、铁等物资，运送给驻扎在咸安地区的新罗军队。城山山城大部分木简都是记录这些物资的标签。

　　韩国目前发现的简主要是用松树等较常见的木材制成，尚未发现竹简。按照形制可分为长方板形、多面体、有槽形、圆柱体等；按照用途可分为文书、标签、便签，以及《论语》类典籍或咒符等。

　　木简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文字的普及以及国家的发展等有密切关系。受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韩国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古朝鲜已经使用文字，《史记·朝鲜列传》有“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中国汉朝建立乐浪等四郡，是文字文化在古代韩国地区传播的重要契机。当时保障文字文化的正是中国的简牍。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乐浪郡时代的简牍与韩国古代木简之间在文化和时间上存在一定距离。乐浪简出现几个世纪后，直到6世纪才出现百济、新罗木简，因此，仅就木简的形态、书写样式等很难找到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

　　汉朝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建立郡县、普及简牍文书行政时，“东夷”世界的古代韩国地区还没有做好接受简牍文化的准备。《三国史记》虽然记载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立国的高句丽已开始使用文字，但目前尚无法得到证明。大约同时建国的百济，直到近肖古王（346—375）时期才开始出现“书记”。

　　随着对外交流和对内统治的需要，古代三国在成长为古代国家的过程中，开始将木简作为贯彻其文书行政的有力书写材料，在朝鲜半岛大范围使用。虽然目前发现的韩国木简均为6世纪以后，但可以推测，高句丽、百济至少在4世纪时已广泛使用木简，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则稍晚一些。

　　但是，中国的简牍文化并没有被原封“移植”到古代韩国。韩国尚未发现中国出土最多的竹简和编缀成册的册书简就是典型例证。古代中国建立郡县的朝鲜半岛西北部不适宜生长竹子，因此，当时就因地制宜用木简制作户口簿、赋役名册等，而像《论语》这样的典籍则使用内郡制作的编缀竹简。这对韩国古代木简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国6—7世纪的木简多呈多面体或圆柱体，主要用于文书或典籍的书写。我们认为，韩国木简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从木简使用伊始，就没有接受中国的编缀简样式。编缀竹简是一件相对复杂的工艺，因此，最初尚未熟练使用竹简的古代韩国，尽量在1枚简上记录所有信息。这一风格一直沿袭下来。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即当时利用木简记录文字时，其记录的信息可能也较单纯。

　　3、4世纪之后，纸张成为中国的主要书写材料。古代韩国在新罗统一后，也迎来了纸张的文字时代。这可以从8世纪多面体、圆柱体木简比重急速下降这一现象得到证明。但纸张的使用并没有渗透到文书行政的所有方面。8世纪后，官衙内部或者官吏之间有的仍用木简传递简单信息。此外，在物品领取、保管等方面也还大量使用标签木简。韩国的木简文化对古代日本的木简文化似乎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古代东亚木简与文字文化中，韩国木简文化地位特殊之所在。

　　（作者单位：韩国东国大学）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小组：童力、张春海）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振红研究员对本期特别策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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