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第一大制造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工业生产和知识生产方面的追赶也非常突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中国的知识生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在高质量论文方面也稳步提升。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在近代却落伍了。外敌的入侵和列强的欺凌当然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之一，但从一个重要的侧面看，中国的衰落有知识生产方面落后的原因。在任何时代，知识都是力量，一种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面向社会问题 把握现实真理

 

　　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黑格尔曾批评一种把两者分离开来的流俗现象，即“我们时常听见人说，对于某种思想的真理性和正确性诚然无可反对，但在现实里却找不着，或者再也无法在现实里得到实现”。在此，黑格尔直接针对的是那些对“思想”与“现实”二者本质的误解，当然还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即仅仅滞留于思想的真理性和正确性是不够的，真理必须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贯彻。马克思则把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哲学称为在观念领域自以为是“狼”其实是可悲的“绵羊”。因此，哲学不能滞留于观念中自足于所得的真理或正确，而必须面对生活并走入社会。

 

　　哲学应回归生活世界

 

　　从根底上看，哲学是一种处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思想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形态，同生活实事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的实践和理论的分化，是哲学形态发生变化的一次重要转折。在随后的思想史中，哲学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理论活动，变成彼岸的东西，与我们此岸的生活实践渐行渐远。

 

　　反思哲学方法 应对科学挑战

 

  说起哲学方法，哲学工作者们或许会想到如辩证法、语言分析、意向分析等术语。但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可能要更深一层——在一种近乎老生常谈的、关于现代科学的崛起及其权威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是否还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与自身独立意义（且不是向前启蒙的蒙昧与思辨浪漫返回）的“哲学”及其方法？

 

　　以科学为师：哲学自然主义

 

　　现代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无论是智识上的还是面向实践的，都令哲学惊叹不已。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扩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传统上原属于哲学的“领地”逐渐在丧失，哲学遭遇的挑战和危机变得空前严峻。面对科学不停步地“攻城略地”，哲学应如何反思、调整自身的目标和定位，并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

 

　　逻辑学是科学的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4年颁布的七个基础学科中，逻辑学位居其一，另外六个基础学科分别为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201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每年的1月14日定为世界逻辑日。这充分说明逻辑学的重要性日益受到普遍关注。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斯威策的信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正是西方传统逻辑的演绎与归纳。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思考

 

　　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也受到质疑。其实，哲学是复数概念，是人类的公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及其方法论亦毋庸置疑。今天，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面临着难题和挑战。那么，中国哲学有哪些研究方法？其方法论有何特质？今天如何“做中国哲学”？ 

 

　　知识与生命：现代中国哲学的方法探索

 

　　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特征，一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不断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与熊十力在哲学建立及其方法探讨上的某种对峙，为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哲学的方法特征及未来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示。

 

　　反思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方法

 

　　对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不少人存有一定误解，仿佛一想到西方中世纪哲学就不得不提及基督教史，甚至认为中世纪有信仰而没有理性、有神学而没有哲学。即使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关于“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是否合理也曾引起数次讨论。在中世纪初期，早期的基督教教父思想家们就不得不面对如何解释新兴的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使徒保罗和德尔图良都把基督教的教导与古希腊哲学思想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的独特性。但随着基督教的不断发展，以奥利金和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综合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确立了“信仰寻求理解”的中世纪传统。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恰恰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对基督教教义发展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