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况与展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完备程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全面谋划、整体推动，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上均取得了重大成果。实践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逐渐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证。

 

　　构建现代国家应急体系的六大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人类面对的风险和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大战和股灾连连，这几起黑天鹅事件考验着每个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构建多层次、多系统的国家应急体系，既发挥举国体制、全民动员的政治优势，又发挥科技支撑、灵动决策的机制优势，有助于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

 

　　以智慧政府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智慧政府强调尊重事实、追求精确、推崇理性和逻辑、注重满足多元化服务，是精细化、智能化、人本化、平等化的深度融合。智慧政府具备“主体”新集聚、动态决策、即时响应和智慧联动等基本特征，显示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巨大效能，引领社会治理朝着智慧、理性、动态精细化的方向变革。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公共舆论治理

 

　　近年来，公共舆论治理亟待改善问题总是同重大风险事件如影随形。有些媒体舆论偏差难以避免，如风险事件的不确定性所强化的群体极化心理对严肃价值、严正言论的否定现象，又如流量至上、数量庞大的小号不择手段稀释主流舆论价值观等。舆论治理的总体水准不取决于某个环节或局部、某个具体方面的改观，而是取决于每一次失误的操作、有意或不经意为之的非理性选择。

 

　　疫情期的中国智库应有全球作为

 

　　2020年注定将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被记入史册。但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分水岭？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周期分水岭”？或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分水岭”？或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分水岭”？或像1519年麦哲伦环行地球那样的“文明更替分水岭”？答案不只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中，也在中国人的手中，这其中智库学者的作为尤为关键。

 

　　着力提升因应外部对华舆论攻击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境外特别是美国一些媒体对中国展开一轮新的舆论攻击，给中国防疫乃至与全球合作抗疫造成严重干扰。在因应外部对我国舆论攻击时，我们不仅要敢于发声亮剑，有理、有力、有效地反击外部媒体挑衅、诋毁、污蔑和“甩锅”等行为，还要探索重大突发事件期间负面舆论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应对机制和方法，增强对外传播综合能力和影响力，为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强化我国国家软实力、促进国际合作以及更好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球意蕴与意义呈现

 

　　国家治理需要超强的稳定结构，需要法治完备的服务型政府，需要保持高效廉洁的运转机制，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普适性特征。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差异化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又体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正是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存，国家治理之花才会竞相开放，百花争艳、姹紫嫣红。

 

　　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治理的国际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强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病毒无国界，而抗击肆虐的疫情更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人类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不仅威胁全人类的健康，甚至引发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持续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要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同时也要系统总结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进有益共识、减少无谓纷争，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变革。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也需要同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相互借鉴，共同提升人类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治理效能。

 

　　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内涵及特征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探寻国家有效治理模式与治理路径的过程。如何判断国家治理是否有效？亨廷顿认为，具备强大、有适应力、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是有效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和国家的职权范围以及权力的强度可作为衡量当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标准。发达国家在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治理实践的探索与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弊端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