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何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既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发展之路，而又不陷入盲目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是现代化文化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加以追问的问题。
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俄乃至绝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未来发展之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秉持什么样的文化发展理念，也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国与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都面临着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和挑战。
中俄两国共同面临着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追问，也都在努力探索回应这一追问的恰当方式。为此，我们邀请中俄部分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理念和文化道路问题进行研讨。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讨论中来，构筑起更广阔的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本土vs外来”构成了俄思想界历久弥新的二元对立主题。19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逐渐实现了对这种二元对立主题的命名：西方派代表外来思想，斯拉夫派代表本土主义，乃至20世纪20年代起在俄罗斯海外侨民中流行的“欧亚主义”，就其强烈的俄罗斯特殊主义的诉求而言，也可视为本土主义代表。
在俄罗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最为激烈的斗争，一方支持俄罗斯特殊的发展道路，另一方坚持要引入外来经验。尽管这种斗争时而激烈，时而和缓，但始终存在，而且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围绕“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使命等问题而展开。
现代性，即西方启蒙运动以降“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或指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主要反映社会变革和创新及其与文化的对抗和矛盾，由其产生的各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涉及化为物质体系的制度层、寄托人与社会发展的精神理念层、人类自我认同的态度层。
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数量的减少与世界范围内所使用语言数量的缩减趋势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没有使用者的语言将死亡，人们对它的记忆也仅限于不同的信息载体。可以说，语言的消亡是自然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语言的消亡与否和使用该语言民族的强弱无关，而与使用该语言的人口多少以及其民族文化的丰富与否有关。人们放弃自己的语言纯粹出于实用的考虑。
俄国哲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哲学而言，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主题和思维特点。津科夫斯基把俄国哲学的特点概括为“人中心论”，并指出了这一特点的三种表现：一是唯道德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标摆在首要位置；二是俄罗斯思想全都带有历史哲学倾向，关注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终结问题；三是俄国哲学家们寻求的正是整体性，正是现实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的综合统一。津科夫斯基所说的俄国哲学“人中心论”的三个表现，都体现了俄国哲学家对个人自由与价值的关注。俄国哲学唯道德主义、历史哲学倾向、整体性思维，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个人的自由、价值与意义。
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走向了两个极端。法律虚无主义认为法律会伤害道德，与法律相关对于道德来说是致命的，法的精神不仅有别于而且根本上有悖于道德的精神，法律是冷冰冰的、形式化的、外在的、强制的，而道德则是充满温情和爱意的、内在的、自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近年来，在俄罗斯和我国学界，欧亚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渐趋精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欧亚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当代俄罗斯战略选择之间存在的某种契合有关。但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我们有必要在现代性视域下对其进行整体反思和检视，以厘清其与单纯的政治学说之间的关系。
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索与探讨一个问题，即“俄罗斯民族该往何处去”，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就更加迫切了。“该往何处去”不仅指的是政治体制，也包括经济、文化、科学等社会诸多方面。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具有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我们很少看到美国、西欧等国家提出这样的困惑，一些非主流的国家也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着，唯有俄罗斯民族总是纠结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究其根源在于俄罗斯哲学中蕴含着与全球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一种文化形态，即对于启蒙的反叛甚至是蔑视。俄罗斯哲学所崇尚的“生命高于知识”的终极价值观，显然与启蒙运动中对于科学与理性的推崇是背离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启蒙运动开始，俄罗斯哲学就展开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